乔建华
连日来，律师银行柜台取款4万元，被柜员反复盘问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本是正常的金融消费行为，却要面临层层盘问，甚至被要求“自证清白”，这样的场景让不少群众感同身受。银行落实反诈要求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如此偏激的执行方式，不仅给群众生活添堵，更违背了反诈工作的本质初衷，暴露出部分地区在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庸政懒政”与“层层加码”乱象。
反诈工作事关群众财产安全，是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银行作为资金流转的关键环节，承担起反诈责任理所当然。上级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反诈制度和要求，本质上是为了构筑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保护群众的“钱袋子”。但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合理的制度需要灵活精准的落实，而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部分银行将“反诈”异化为“限取”，把“严格审核”变成“变相阻拦”，这背后是典型的庸政懒政思维。一些基层管理者不愿花心思研究政策边界，不想费力气区分正常取款与可疑交易，而是采取“能拦就拦、能少取就少取”的消极策略。对他们而言，“少办一笔业务就少一分风险”，却全然不顾群众的实际需求。这种“宁枉勿纵”的执行逻辑，看似落实了上级要求，实则是对政策精神的曲解，更是对群众正当权益的漠视。
当正常取款需要反复解释用途、提供各类证明时，当合理的金融需求被无端质疑时，群众难免对反诈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反诈的核心是打击违法犯罪，而不是给守法公民设置障碍。过度严苛的盘问和限制，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效率，更让部分群众对银行乃至相关部门产生不满，反而不利于反诈工作的长远推进。毕竟，只有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杜绝反诈名义下的基层加码，需要厘清政策边界、强化精准执行。银行作为执行主体，应明确区分正常交易与可疑交易的判定标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升甄别效率，而非依赖“问得多、限制严”的原始方式。对于大额取款可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和身份核验，但必须以不影响群众正常生活为前提，不能随意扩大审核范围、提高证明门槛。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让他们既懂反诈政策，又懂服务群众，在严守底线的同时保持温度。
监管部门更要主动履职，拧紧政策执行的“水龙头”。要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基层执行中的加码行为，对那些搞“一刀切”、漠视群众需求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问责。要畅通群众投诉反馈渠道，让群众遇到的不合理限制能够得到快速回应和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基层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摒弃“不出事就是政绩”的消极思想，把精准反诈与优化服务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既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又保障好群众的正当权益。
反诈工作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群众的协同发力。上级部门的反诈精神是“指南针”，而非“紧箍咒”；基层执行的严格要求是“防护网”，而非“绊脚石”。唯有摒弃“层层加码”的懒政思维，坚持精准施策、柔性执法，才能让反诈工作既有力有效，又温暖民心。
（作者单位：常德市武陵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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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