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四川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举行公开宣判大会。集中宣判一起妨害公务案，8名被告讨薪农民工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宣告缓刑。(3月18日光明网)
这个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公判大会”这种方式不可取。就连一些法律工作者也认为，公判大会这种做法显然与人权保护不相符：一是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这种示众式的宣判方式，二是这样做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格权，社会效果并不好。这些观点看起来于法有据，言之凿凿，但从全民守法的警示教育角度看，也并非一无是处。
要说“公判大会”没有法律支撑确有其事。刑事审判依据的是刑事诉讼法，而刑事诉讼法确实没有规定这种示众式的宣判方式。但同时，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如此，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普遍逻辑，这又未尚不可呢?再说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格权。无论对违法行为进行什么样的审判，其基本作用无非两个，一是违法行为依法惩戒，二是对公众进行警示教育，促进守法良序。“公判大会”无疑在警示教育方面更加具有积极作用。既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更不必说，对于腐败方面的典型案例，不是常常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吗?怎么就不牵涉隐私和人权呢?在弘扬正气和所谓隐私人权之间，前者显然更加贴近法治本身。
其实，在公众的现实生活中，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与对已然审判的违法行为惩处的公开报道宣传滞后不无关系。因为公众对违法行为后果知之甚少，所以漠视法律规范，进而导致有法不依、甚至于抗法。这方面的事例不在少数。
所以，在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加强违法案例的公开曝光力度不可或缺。至于说方式方法问题，举行“公判大会”只是其一，更多的事项还需审视法律的周全性，从法律层面来明确。对于利大于弊的举措，尽管目前法律界限不清，还是需要舆论公正看待，从正义的角度促进司法体系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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