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昊 侯文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湖南现存各类志书600余种，数量位居全国前列。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方志编纂出版也始终走在前。这些志书系统记录三湘沿革变迁与人文风物，构成湖南文化强省建设一笔独特而厚重的“底账”。如何让沉睡在书库中的志书转化为文化强省建设的活态资源，是需要回答的实践命题。
理论逻辑：方志何以承载文化主体性。文化强省建设的深层根基，在于地域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主体性不是抽象宣示，需要可征信、可传承、可反复阐释的文本载体来支撑。湖湘方志的特殊价值，正在于它以“一方之全史”的体例，系统辑录地方风物、人物与制度沿革，保存了连贯完整的地方集体记忆。与正史相比，方志的记述单元更贴近郡县乡里的日常治理与民生实态；与私修文献相比，方志的官修属性赋予其建制化的权威性与续修的连续性。这种“官修—连续—地方性”三重特质的叠加，使方志成为建构地域文化主体性不可替代的文本基础——它让“本土文化从哪里来”有据可查，也让“往哪里去”有脉可循。
“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打开了方志资源进入当代实践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湖湘方志秉持存史致用的实学传统，其经世取向、资政功能与关切民情的记录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史观存在内在的亲和性。但这种亲和性不会自动转化为现实效能，方志资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地方文化滋养，关键在于找到一条从“文献存量”到“治理增量”的转化通道，而“第二个结合”就是打开通道的钥匙。
价值意蕴：从“可信文本”到“可用资源”。以志存史，厚植文化自信的史料根基。地方志的官方性与连续性，使其成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最朴素也最坚实的武器。湖南方志完整记录了从稻作文明到红色文化的地方发展脉络，留存了大量正史未载的基层史料。文化自信不是空泛的情感表态，它需要具体的地方知识来支撑：一个县的山川形胜、一个乡的民俗嬗变、一个家族的家风绵延，恰恰是“何以湖南”最贴近人心的答案。
以志资政，补足统计数据之外的历史维度。现代决策倚重统计数据，长于反映当下断面，短于呈现一个地方长期积累的治理逻辑与风险记忆。方志中的灾异记录、赋役沿革、水利兴废、物产变迁，提供的正是这种“长时段”的地方知识。比如，湘阴樟树港辣椒依托方志文献所载百年种植史，夯实地理标志品牌的历史底蕴；益阳以乾隆时期《益阳县志》为明清古巷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实践表明，方志资政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品牌建设、城市更新、乡村规划中提供不可替代的史实锚点。
以志育人，把乡土记忆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短板，在基层尤为突出：通用活动多、在地内容少；热闹一阵多、沉淀留存少。方志所载的民俗风情、村史沿革，恰恰是“家门口的文化”。《志说衡阳·古韵衡州》影像志以现代影像语言系统梳理深厚的历史文化家底，转化为衡阳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坚实而生动的“视觉证言”，说明方志完全可以从“赠书展板”走向可感、可及、可传播的公共文化产品。
打通堵点：从“方志大省”到“方志强省”。湖湘方志资源转化已有探索，但“重修轻用”的惯性尚未根本扭转，存在三方面堵点。资源与产品“不通”，志书沉睡在库；内容与受众“不通”，旧志文言与大众阅读习惯之间存在鸿沟；部门与部门“不通”，史志系统与文旅、教育、数据等部门的协同尚未形成制度接口。破解这些堵点，需从存、用、传三个环节同步发力。
以数字化打通“存”的堵点。湖南数字方志馆已录入新编地方志668册、旧志101种，可检索文本4.7亿余字，基础平台已经成形。下一步的重点不在“继续扫描”，而在“结构化激活”：依托知识图谱将地名、物产、人物、灾异、职官等要素从线性文本中提取为可查询、可关联、可调用的数据层，并与文旅规划、城乡建设的业务系统建立接口，使方志数据从“可检索”升级为“可调用”。
以产品化打通“用”的堵点。资政的生命在于“被用上”，而非“被看到”，建议聚焦乡村振兴、防灾减灾、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按“问题—史实—启示”的框架遴选代表性治理案例，编印《湖南方志资政通览》供决策参考；联合党校开设方志省情专题，让方志中的历史治理经验进入党员干部的知识视野和决策习惯。
以分众化打通“传”的堵点。面向决策与产业端，编制《方志新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指南》，将个案经验固化为可复制的操作规范；面向社会公众，持续推进《“志”说湖南》影像志等轻量化产品，积极在古城古镇和历史文化街区打造“志书里的场景”，使方志从阅读对象变为体验场景；面向青少年，推动方志文化进校园与研学实践结合，开发乡土校本课程，让思政教育可感可知。
盛世修文，志载三湘。湖湘方志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卷帙浩繁，而在于能否成为当代湖南人理解脚下土地、回答“何以湖南”的活的资源。以《习近平文化文选》为指引，把方志从“存史的文本”转化为“资政的智库、育人的读本、产业的素材”，才能真正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不可替代的历史纵深。
（作者分别系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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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