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立高 李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强调：“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我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曾凭借强大的生产组织能力、规模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快速发展。然而，这种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也伴随着“大而不强”的隐忧。如今，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制造业处在整体升级的关键阶段——从规模红利转向创新红利，从产品供给者升级为系统赋能者，从单一工厂集合演化为集群网络生态。与此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多重背景下，劳动力结构也正经历深刻重塑。探讨如何应对变化，推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对于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认识劳动力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中的作用
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发展初期的助推器，又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潜在阻碍。低劳动力成本是后发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初始优势，但过度依赖低成本优势，容易让企业安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弱化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陷入路径依赖，形成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俘获型”关系。更关键的是，该模式往往伴随低技能就业，制约人力资本积累，引发“技能停滞—创新乏力—升级受阻”恶性循环。
劳动力竞争优势正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力资本而非低成本。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价值创造逻辑已由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生产环节的地理分散，转向“第三次分离”，即从依赖固定岗位的静态能力堆砌，转变为依靠系统对海量标准化能力包的精准调度与动态组合，从而实现规模化、高效率且可持续的价值输出。在此过程中，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对产业与技术深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协同发展具有关键驱动作用。
人口结构演变引发市场重构，深刻重塑产业空间布局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逻辑。适龄劳动力不仅是要素，更是强劲消费需求来源，促使全球价值链围绕其布局和转移，并通过三重机制助推价值链升级：一是本地市场效应，吸引生产制造环节向需求集中区转移；二是差异化竞争，本土偏好促使企业调整研发与营销，推动价值链更灵活地演进；三是创新导向转型，消费升级与创新需求互促，加速本土创新生态形成，推动价值链由市场导向转向创新导向。
当前我国劳动力结构的新变化
当前，我国劳动力结构新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适龄劳动人口下降正从单纯数量约束，演变为复杂结构性挑战。我国老龄化、少子化加速，“银发化”趋势明显。区域层面，东部发达地区虹吸青壮年劳动力，而中西部地区老龄化加剧，呈现“马太效应”；产业层面，新业态聚集青壮年劳动力，传统行业人员结构老化，导致新旧动能转换面临资源错配。这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构成三重挑战：一是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加剧“招工难”；二是高龄化制约对智能制造等新技术的适应；三是老一代技工退出而新生代补给不足，导致技能断层风险。
其次，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显著提升，但制造业人才需求仍存在“量升质困、结构失配”困局。202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60.8%，较2012年提高30.8个百分点，但仍存在结构性问题：一是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二是技能人才结构失衡，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人才以及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短缺；三是技能更新机制滞后，现行技能提升体系仍不完善，难以适应数智化转型对技能持续更新的需求。
再次，劳动力空间分布呈“沿海强内陆弱、中心强边缘弱”态势，并衍生出结构性失衡。东部及中心城市凭借先发优势，通过人才集聚形成创新高地，进入“人才+创新”的良性循环。但过度集聚可能导致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协同受阻、区域资源配置失衡，最终削弱整体升级动能。尽管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持续完善，但资本与技术占据分配主导，加之劳动力充裕及企业成本压力，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偏低。这一现象从两方面制约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削弱市场规模效应；二是引发人才流失与素质下降，制约人才集聚效应。
基于劳动力结构新变化，推动湖南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政策建议
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开启工业经济增长“第二曲线”。推动劳动力要素供给从“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加快破解劳动力结构性挑战。一是构建安居与托育支持体系，稳固湖南人口根基。充分释放湖南低房价宜居红利，精准叠加税收、育儿等补贴政策，减轻年轻群体综合负担；加速完善普惠托育服务，缓解人口流出与少子化压力。二是健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发展“银发经济”。稳妥有序推行延迟退休制度，建立“银发人才库”，将有经验的退休老专家、老工匠留在湖南，实现技术就地传承。三是拓展省内就业空间，引导劳动力来湘留湘。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与县域特色产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留湘岗位。
第二，深化教育改革，构建完善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围绕先进制造优化高校布局，精准培育紧缺人才。紧扣湖南发展需求，推动高等院校向“新工科”转型。重点扩大优势紧缺专业规模，探索人才精准供给机制。二是擦亮“楚怡”职教品牌，定向培育复合型工匠。瞄准湖南制造业数智化转型趋势，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重点培养掌握智能制造、运维等技能的高层次交叉型人才。三是依托本土链主企业，完善终身培训机制。推广“企业出题、院校答题”的现代产业学院模式，健全政府支持、企业主导的新型学徒制，提升劳动者的技能迭代能力。
第三，创新要素流动模式，促进劳动力省内优化配置与流转。一是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发挥长株潭一体化辐射效应，健全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流向，引导技术与劳动要素向大湘西、大湘南地区就近流动与集聚，实现“产业留人”。二是深化实施数字赋能战略。充分释放全省先进计算等数智产业潜能，建设统一的数智化就业服务网络，打破地理限制，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三是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针对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劳务输出大省的实际，适度放宽重点群体落户条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三权”，稳步解决农民工落户痛点。
第四，合理增加劳动者报酬，积极扩大有效市场需求。一是健全工资增长机制。针对湖南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的结构，探索行业工资指导线差异化管理，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增长。二是深化要素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数据、知识等新要素参与分配的评价体系，让扎根湖南的研发团队和创新人才获得更高收益，激发各类要素生产力。三是强化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坚持“减税降费”与“扩中提低”并举，切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配套，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扩大有效消费需求。
【作者分别系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湖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机理及政策研究”（23AJL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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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