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硕
近日，中央层面通报了一批典型问题，几个案例值得深思。有的地方花了不少钱定制推广文旅歌曲，有的地方投入资金摊派订阅大量报刊，钱花了、事做了，但实际效果怎么样、群众认不认可，后续似乎少了一个追问。有的地方为完成企业上市计划，几个月就完成了收购全流程，速度很快，但因前期尽调不扎实、风险把关不到位，最终造成损失。
这些案例情形各有不同，却折射出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在一些工作中，“做了”容易被等同于“做好了”。任务布置下去了就算落实了，程序走完了就算交差了，至于干得怎么样、效果好不好，反而成了一道容易被忽略的“附加题”。
“做了”是过程，“做好了”才是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有时被混为一谈。有的工作前期准备不充分、论证不深入就匆忙上马，看似节奏很快，实则基础不牢；有的工作满足于把任务分解下去、把通知发下去，后续跟踪问效却跟不上；有的工作各类程序都走到了，但在关键环节上没有把住关。这些现象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干部不想干好，而是对“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缺乏清晰的认识和较真的劲头。程序是保障工作质量的手段，如果只盯着程序走完，却忽略了每一个程序背后把关的责任，程序就可能失去应有的作用。
把“做了”当“做好了”，表面看是工作标准的问题，往深处看，还是衡量政绩的尺子需要进一步校准。评价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应该看它解决了什么问题、产生了什么效果、群众有什么感受。如果检验工作成效更多看“有没有动作”“动作大不大”，就容易让人把精力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汇报时讲得出的环节上。定制歌曲、征订报刊，这些做法本身不一定是问题，问题在于做了这些事之后，到底给群众带来了什么、为地方发展创造了什么价值，这个“后半篇文章”有时做得不够。政绩的成色，最终要由群众来评判、由实践来检验。
从“做了”到“做好了”，看起来只有一字之差，实际上是对工作标准、责任担当的不同要求。曾经，有的地方给困难群众发了种苗就算完成任务，至于成活率多少、产出后能不能卖得出去，后续关注不够；有的地方不仅发种苗，还提供技术指导、对接销售渠道，确保群众真正有收益。同样是“做”，效果大不一样。部署工作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紧盯落实的每一个环节，把问题解决到位、把效果落到实处。
让“做了”走向“做好了”，需要从思想到制度的同向发力。思想上，要引导各级干部把政绩观的“准星”校准到为民造福上来，多问问群众需不需要、实不实惠，多做“群众觉得需要”的事，不搞“我觉得群众需要”的事。制度上，要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说，让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工作导向树得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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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