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鹏
曾经，“三点半难题”困扰着许多双职工家庭。每天，当孩子放学的铃声响起，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却是焦虑的开始。为此，教育部推出课后服务“5+2”模式，有效破解“三点半难题”，并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然而，随着服务的全面铺开与深入，一些地方却陷入了“众口难调”的困境。有的家长为学校提供的编程、3D打印、棒球等三十余门兴趣课程拍手称快，认为这为孩子提供了“强劲的助力”；但另一边，却有大量家长抱怨，课后服务已异化为“增时又增负”的鸡肋——老师常在此时讲评作业甚至上新课，变相捆绑了“自愿”选择。孩子们被圈在教室埋头书写，“户外活动少”导致近视防控压力增大。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学生“回家后仍有大量作业要写”，睡眠时间被严重挤压。多样的反馈表明，课后服务正站在从“有”到“优”的十字路口，推动其提质增效已刻不容缓。
课后服务“众口难调”，究其原因，还是在政策与执行之间存在“落差”。 首先，是统一供给与个性需求之间存在落差。政策用一个标准时段来满足千差万别的家庭，双职工家庭最需要的是时间衔接，有老人帮带的家庭可能更看重素质拓展，而学业困难的学生则急需作业辅导。这种“统一供给”的模式必然众口难调。其次，是理想目标与有限资源之间存在落差。开展高质量的文艺、体育、科技类活动，需要专业的师资和充足的场地，这对于部分学校，尤其是教育资源本就薄弱的乡村学校而言，挑战更为严峻，加之难以大规模、可持续地引入社会专业力量，最终导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课后服务内容只能停留在“看着写作业”的初级阶段。最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减负”初心与“应试”压力之间存在落差。在升学的重压之下，学校和教师不自觉地将学业竞争压力向课后服务时段延伸，使之成为“变相补课”或“集体作业课”，这既是教师负担过重的体现，更是教育焦虑的直接传导。
若听任课后服务在低质量轨道上长期运行，其危害将是深远而多维的。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学生。当课后两小时被枯燥的作业填满，甚至回家后还要“开夜车”，这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透支。其次，这将加剧家庭教育焦虑与经济负担。当校内的普惠性服务无法满足需求，家长只能转而寻求收费高昂的校外培训，使“双减”在治理校外培训方面的成效大打折扣。更深远的危害在于损害教育公平与政策公信力。现实中，优质的课后服务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条件好的学校，这将在事实上制造新的教育不公。一项初衷良好的民生工程，若因外在条件制约而引发普遍不满，势必会影响公众对于教育改革的信心与耐心。
让课后服务真正回归本位、实现“叫好又叫座”，应当进行系统性改革与精细化提升。 在政策层面，赋予更多“弹性”，解决结构性矛盾。探索实施“阶梯式放学”与“差异化收费”模式，允许家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服务时长和内容，并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为学校引入优质社会资源提供资金保障。在学校层面，要致力于“丰富”，提升服务内涵。打破“作业辅导”单一模式，构建“作业辅导+兴趣社团”的多元体系。一方面挖掘校内教师潜能，另一方面大胆“开门办学”，与青少年宫、科技馆及合规非学科类机构合作，变“看管”为“赋能”。在教师层面，要注重“减负”与“激励”，激活教师队伍。减少教师的非教学负担，落实弹性工作制，并将课后服务表现与绩效评价实质性挂钩，给予教师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激发其持续投入的内生动力。在协同层面，要深化“家校社”合作，凝聚育人合力。学校应主动加强与家庭的沟通，引导家长建立合理预期；社区也应积极盘活各类资源，为课后服务提供场地与课程支持，最终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
唯有各方携手，共同发力，方能将课后服务这篇“民生大文章”写实写深，让三点半后的校园，真正回响着孩子们快乐成长的欢声笑语，成为支撑他们奔向未来的宽广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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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