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笃实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发挥文史哲研究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本报即日起新辟《理论·文史哲》专版，刊发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价值的文史哲领域原创性理论文章。开版特邀湖南大学唐珍名先生撰文，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讲话精神。
期待学者专家惠赐佳作(3000—8000字)。投稿邮箱：hnrbllwsz@163.com(来稿必复，谢绝一稿多投)。
唐珍名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过去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游客在长沙市岳麓书院参观。(资料图片)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实事求是”从何而来，源在何处?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时强调指出：“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这里”就是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来源”就是文化渊源。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是什么?
岳麓书院创办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是湖湘文化的源泉，中国文化史上孕育思想、创新学术的基地，悠久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缩影，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罕见的延续千年办学的最古老学府之一。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是什么?可从“湖湘学派”说起。湖湘学派是两宋之交形成于湖南的一个道学流派，该学派的开创者为二程的私淑弟子胡安国及其儿子胡宏等。胡氏父子极其注重儒家义理与经世致用的结合，即“经济之学”。作为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开始倡导“经济之学”、“以实事自律”的经世致用学风。随后胡宏弟子、岳麓书院掌教张栻将此继承弘扬。自张栻掌教岳麓书院时起，岳麓书院以“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为办学宗旨，确立了道治“体用一源”的学术旨趣和崇尚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这也可从随后岳麓书院弟子们的一脉相承中得到印证。明末清初，岳麓书院学生王夫之把经世致用学风推至新高度，倡导“即事穷理”“即物穷理”。近代以降，岳麓书院的学生将经世致用学风不断发扬光大。比如：魏源提倡“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掀起晚清务实之风;曾国藩以经世致用精神重塑古代“实事求是”内涵;郭嵩焘尝试以“实事求是”沟通西学;杨昌济强调经世致用，推崇“知行统一”，等等。
1917年，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发展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时任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确立为校训，并题写“实事求是”校训匾额，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至今，引导学生从事实出发、追求真理，这标志着“实事求是”以校训方式焕发出岳麓书院治学精神的崭新风采。宾步程的学生江浩襄曾以律诗“珍重师门求实语，相期直上最高峰”贺其50岁寿辰，并云：敏师长麓校时，以“实事求是”榜其门，楹联有曰“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虽然“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内涵并非完全相同，岳麓书院在“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倡导提出上也存在时间跨度，但这并未影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在岳麓书院千年传承，也恰恰表明岳麓书院千年来所坚持弘扬的治学精神，从经世致用到实事求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一方面，从“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内涵指向看，虽“经世致用”多为方法论，强调经现实之世务，“实事求是”既为认识论，也有方法论，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二者求实求理的本质高度一致，实事求是体现在价值追求上可谓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可谓实事求是。
另一方面，从“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在岳麓书院倡导提出的时间看，大体以曾国藩时期为分水岭。在曾国藩之前，岳麓书院及其弟子多以“经世致用”“经济之学”“即事穷理”“即物穷理”等类似词语呈现。直至曾国藩率先从“经世致用”出发，将“即物穷理”等与“实事求是”相提并论，即“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以至在岳麓书院出现将二者相提并论，甚至“混用”的情况。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不是一回事?
“实事求是”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是《汉书》对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的一种友好称赞。刘德喜欢钻研学问，尤其酷爱收藏古书，《汉书》评价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的“实事求是”是一种面向文献“考证、辨伪、求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这种治学态度与方法逐步形成“实事求是”考据学风，东汉时期创立“实证之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得以延续，宋明时期随“以理解经”的理学勃兴走向式微，明末清初开始复萌，并于乾嘉时期达至最盛。
这种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的本义是，做学问要对材料进行校勘和辨伪，以求得真实、客观的结论。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总体涵义不出曾国藩之“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出的马克思主义新解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最鲜明的相同之点，也是与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最鲜明的不同之处。一是在所面向的事实上。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虽偶有面向社会现实的意义存在，但多面向的事实是书本文献、从古籍到古籍，而前者则均面向社会现实、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二是在所探究的结论上。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探究的结论多为文献真与伪、是与非的结果，一般不存在规律性，而前者探究的则往往为规律性结论，对类似事物存在很强的参照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无庸赘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此也表述得非常明确：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虽以义理之学为本，但同时坚持义理、训诂、辞章和经济并举，且一贯主张面向社会现实、解决现实问题，倡导不做空谈之学。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最鲜明的共同点是，都注重从实际出发，探求真实的结论。尽管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面向的事实多为文献古籍，获悉的结论大多难以借鉴推广，但无论主观认识还是客观方法，的确也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探究，也是一种优秀学风。这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高度契合性，这也是中国传统“实事求是”之所以能够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进行马克思主义伟大改造的重要前提。
当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在目标追求和价值引领等方面不可相提并论。虽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并非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而是对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的传承、丰富和发展。但说到底，对于岳麓书院而言，“实事求是”就是一种学风，一种治学精神，目的是为了治学。对于我党而言，“实事求是”既是党的学风，更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目的是为了兴党强党、兴国强国。总之，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对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和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伟大改造、超越和升华。而这不仅不妨碍且恰恰表明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考据学风，特别是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熏陶，进而我党在七大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活的灵魂的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是如何深刻熏陶青年毛泽东的?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对于青年毛泽东的深刻熏陶，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曾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孕育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校训深刻熏陶青年毛泽东。
岳麓书院是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经常出入之地，毛泽东对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治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教育教学方式十分欣赏。1915年5月，当毛泽东看到湖南高等师范(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招生启事后，在《致湘生信》中号召好友一同报考该校：“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察)。”邓中夏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蔡和森，受毛泽东呼吁，于当年秋天考入该校文史专科修乙班学习。毛泽东虽因各种原因并未考读该校，但他在1921年8月仿照岳麓书院教育教学样式，创办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湖南自修大学，并在“入学须知”中明确要求学生“研究致用的学术”。
1916—1919年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其中，除了1916年暑期，至少还有两次寓居时间也是比较集中的，一次是1918年6月至8月，另一次是1919年8月至11月。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和部分同学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志会”，一边读书劳动，一边实施“岳麓新村计划”。同年8月15日，为组织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奔赴北京。1919年8月中旬，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湘江评论》，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转入岳麓书院半学斋，继续从事主编《新湖南》等革命活动。其同学蒋竹如曾撰文回忆：“我们事先得到了风声，把学联的文件、印章和未卖完的各期《湘江评论》，一篮一篓地转移到河西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去了……毛泽东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搬到湖大筹备处，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寓居岳麓书院期间，毛泽东与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校训匾额可谓“朝夕相处”，一边学习劳动，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有所思考。《毛泽东传(1893—1949)》记载，“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其二，秉承实事求是传统的湖湘先贤特别是来自岳麓书院的师道传承，深刻熏陶青年毛泽东。
这批湖湘先贤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毛泽东当面受教的授业老师，二是毛泽东精神交往的湘籍思想家。1902年至1910年，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东山小学堂等六所私塾和学堂就读，这些私塾和学堂多与湘军有渊源，均自觉传承经世致用精神。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授课教师不少为岳麓书院的毕业生。
担任毛泽东农业课教员的方维夏，强调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开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这种教育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载：“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担任毛泽东历史课教员的黎锦熙，与毛泽东交流频繁，特别是在暂不出国留学这样的大事的选择上，毛泽东曾写信征询过黎锦熙的看法。1920年3月，毛泽东给同学周世钊写信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授业教师当为杨昌济。杨昌济既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也是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高等师范的教师，并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担任毛泽东的修身课(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堪称毛泽东的精神导师和行动楷模，他对毛泽东的影响集中在“大本大源”的真理探索、“力行”的实践品格、观照现实的人文倾向等方面。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曾强调，“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达化斋日记》记载，杨昌济不仅服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岳麓书院先贤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而且积极向毛泽东讲授他们的思想。受此影响，毛泽东时常参加船山学社的活动。其同学萧三曾回忆：“长沙城里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夫之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对于杨昌济编著的《论语类钞》有关王夫之对豪杰和圣贤的论述，毛泽东阅读时也感受颇深，并在《讲堂录》中写下心得：“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提及曾国藩及其思想达30余次。不仅如此，毛泽东曾认真研读《曾文正公家书》，从中得到注重实践、强调实干的启示，并在该书封面的右下方慎重地手书“咏芝(毛泽东少年时代字号)珍藏”几个字。毛泽东还曾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谭嗣同系杨昌济恩师，其《仁学》强调运用全部的“心力”寻找救国救民之道，毛泽东对此大为推崇。其同学张昆弟曾在日记中写道：“毛君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100分。”
其三，深受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精神影响的同学朋辈在交往交流之中，深刻熏陶青年毛泽东。
这些同学朋辈包括蔡和森、邓中夏、谢觉哉、易礼容、彭璜等，不少曾就读岳麓书院(含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高等师范等)，或是杨昌济的学生。毛泽东与他们同窗交流，不仅结下了深厚友谊，尤其是在游学、组织学会、参加社会运动之中，思想碰撞，影响甚深。
毛泽东对游学十分推崇。正如他在《讲堂录》中所写：“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毛泽东与同学们游学主要有两次时间比较长。一次是1917年暑假，与萧子升等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个县，历时一个多月，走了900多里路，结交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另一次是1918年春天，与蔡和森等沿洞庭湖，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月。
毛泽东和同学们组织参与的学会、研究会近20个。比如，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1920年7月，蔡和森召集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提出“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对此，毛泽东曾两次复信蔡和森，说蔡和森“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8月，毛泽东和彭璜、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强调：“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湖南人现在脑子的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虽然毛泽东和同学们组织的“问题研究会”最终没有成立，但在其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不仅明确提出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144个问题，而且对其中很多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实践探索，包括前文所述在岳麓书院一带建设“岳麓新村”。
毛泽东和同学们组织参与的社会运动主要是五四运动和驱张(张敬尧)运动。声援五四运动时，毛泽东曾率领彭璜、易礼容、夏正猷、黎宗烈、柳敏等同学，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展罢课、游行、讲演并抵制日货等活动。同时发行会刊《湘江评论》，由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40余篇重要文章。1919年8月，出版第5期时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并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这也促使毛泽东组织开展驱张运动，迫使张敬尧逃离湖南。之后，毛泽东对“呼声革命”与社会改良主义产生怀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其四，由岳麓书院输出的实事求是学风士风，通过深刻影响湖湘实事求是的世风民风的形成，深刻熏陶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前30年主要在湖南度过，处于“拔节孕穗期”的毛泽东浸润此间，湖湘实事求是的世风民风对其熏陶影响可谓与生俱来。
湖湘之地自古洋溢浓厚的“好干事、不怕死”的英雄气息，近代湖南人尤以湘军为耀。毛泽东从小就熟悉许多湘军掌故，包括“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以致他的字号“润芝”和湘军领袖之一的胡林翼的字号“润芝”一模一样。1955年毛泽东与东山小学堂同学谭世瑛在谈话中提到，自己自幼对《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籍爱不释手，产生了强烈的英雄崇拜。在韶山读私塾时，毛泽东听说湘潭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起义后，便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在东山小学堂就读时，同学萧三借给他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反复阅读，用墨笔做了许多标记。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毛泽东曾在早期文稿中评价湖南人的性格：“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
湖湘为楚地，“搞匠少、弹匠多”是当地民谚。湖南人推崇实干的“搞匠”，而对擅长空言的“弹匠(谈匠)”则往往表现出不屑。曾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回忆道，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干家。……光祈(王光祈)主持‘少中’(少年中国学会)，即提出‘工读互助’的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陈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
湖湘之地这种好干事、不怕死的世风民风从何而来?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在湖湘的传播教化作用。这种教化传播之功当首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凭借其“湖南道学之宗”的绝对学术地位和强大社会影响力，坚持弘扬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学风，不仅使得“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让全国求学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也促进了三湘大地的社会教化，深刻影响了湖南一域的社会风气，渗透到湖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湖湘名人的标杆示范引领。这种标杆示范引领尤以晚清以来为盛。比如：提倡改革弊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指挥湘军、兴办洋务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变法维新的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禹之谟，等等，这一大批湖湘名人大多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们的身心无一例外地深刻着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烙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实事求是”在岳麓书院绵延千年，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实事求是”也不只是岳麓书院一家独有的治学精神。当时，湘乡东山书院、湖南第一师范、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求是书院等学校，也曾将“实事求是”写入学校教义，或者短暂立为校训，1912年民国教育部在其师范学校规程中也曾有类似的表述，包括《汉书》中的“实事求是”，等等，青年毛泽东完全可能都有所接触，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实事求是地从对毛泽东熏陶的直观、脉络的清晰、文化的渊源、影响的深刻、逻辑的严密等方面，予以系统考察，则无处能出岳麓书院之右。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湖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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