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
近日，有游客发帖称，在陕西咸阳网红村袁家村中，有商户门上挂着承诺招牌，称可追踪供应链、不掺假等，如果做不到，“甘愿子孙受穷”“甘愿遭天地共谴”“甘愿后辈远离仕途坠入乞门”等，引发热议。（3月12日上游新闻）
袁家村商户们的自发承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契约"的具象化表达。不同于城市商业体系中依靠法律条款和市场监管的刚性约束，这种将个人名誉、家族命运与商业信誉捆绑的承诺方式，既是对消费者的承诺，也是对自身道德底线的强化。
然而，这种模式暗含隐忧。一方面，誓言缺乏法律效力，若真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难以通过“毒誓”追责；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道德承诺可能掩盖制度化监管的缺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明确禁止使用“最”“第一”等绝对化用语，而“天地共谴”等表述同样游走于法律边缘。当“毒誓”从道德自省异化为流量密码时，乡村诚信经济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
袁家村进行了制度的探索，而并非停留在“毒誓”标语的表层：村集体成立合作社，通过交叉持股让商户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建立统一供应链，从原料采购到加工环节全程透明；设立“村民自治委员会”，对违规者实行“一票否决”。这些举措将道德压力转化为制度约束，形成“情感认同+利益绑定+规则监管”的闭环。
袁家村的“毒誓”招牌，是乡土智慧应对市场经济的生动注脚，但其长远价值在于揭示了一条关键路径：乡村振兴既不能抛弃“人情社会”的温情底色，也不能困于“原始承诺”的粗放逻辑。唯有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兼具情感温度与制度理性的诚信系统，才能让乡村振兴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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