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宇翔、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
专家简介
李佑新，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陈宇翔，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影响力标兵人物。
记者 奉清清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旗帜和力量，进而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纲领，引领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湖南篇章”是那么高亢嘹亮。回顾在那段历史中湖南人创造的辉煌与荣光，可以更好激励湖南才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述学立论。为此，记者最近采访了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宇翔和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
1 马克思主义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钥匙
湖南日报：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威势叩关而来，中华古国危如累卵，而抗争也从来不曾停止。但是，无论是农民起义的天国梦、地主阶级的洋务梦，还是维新派的改良梦与革命党人的共和梦都没能逃离失败的命运。显然，探索者们就如没有明灯指引的暗夜行路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成为那盏“明灯”?
陈宇翔：马克思主义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钥匙!
从思想上看，“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的探索鲜有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无论是标举经世致用的儒学，还是以“自由”为表征的各式资本主义学说，都无法契合中国近现代化之实际需求，理论与实际凿枘不入。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钥匙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
首先，近代中国的危机实质上是中国脱离封建王朝更替的旧有轨迹，被动地转向以科技化、工业化、世俗化、市场化等为历史取向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才有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此之时，中国需要新的契合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世界观与国际观，才能在科学研判“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根本趋势的前提下，正确选择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恰好满足了近代中国这一战略性的历史实践需要。它为中国指明了发展的最佳途径和历史的最终归宿。
第二，近代以来各种救国方案不获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大多只有思想上的擘画，而无实践之可能，既无法对中国危机的根源有深入的认识，也不能找到解决此危机的真正依靠力量与途径，以致难于应对中国危机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现代化之正确选择，既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本依据，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明确指明了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方位;又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和手段，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必要且正确的策略和方式，使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了实现的可能和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能将理论与实际契合于中国革命者，舍马克思主义，并无他方。
2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否则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
湖南日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意思是说，不能脱离了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过程来抽象地谈论他们的理论。
陈宇翔：这句话实际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只有引起国家或民族范围内现实生活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并转化为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探讨。
从理论发展的逻辑上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奠基于世界历史基础之上，提供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主要以19世纪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为观察对象、利用已有思想材料而创立的科学理论。它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势必产生与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此，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实现方式。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它所面对和将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大异于其建立之初，如果罔顾中国国情，不但有违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会给中国革命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
从实践发展上看，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过不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致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不少挫折，其根源就在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知如何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脚踏实地地制定行动路线和方针，以致无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无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寻找中国发展的道路，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都必须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如此，才是真实的中国化，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宏伟乐章，“大部”由湖南人谱就
湖南日报：套用“半部中国近代史，竟由湖南血写就。”是否可以说，“大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宏伟乐章，也由湖南人谱就?
陈宇翔：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为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书写了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把湖湘儿女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理想和信仰而敢于担当、不惧牺牲的精神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学术界所称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主要指籍隶湖南、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职业革命家群体。这一群体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胡耀邦、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林伯渠、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李达、徐特立、谢觉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等为杰出代表。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革命家、实行家，大多也是思想家、学问家。
毛泽东不仅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对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除作为主创者的毛泽东外，湘籍革命家群体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如蔡和森关于建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和白区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所进行的系统归纳和总结，为全党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胡耀邦关于真理标准和改革开放的思想;任弼时关于青年工作的思想;林伯渠、谢觉哉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向警予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李立三关于工会工作的思想;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等关于军事工作的思想;毛泽民、李富春、任弼时等关于经济工作的思想;李达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思想;徐特立、李富春等关于文化和教育工作的思想等等。
总体来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方面，亦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上做出了同时代其他地域领导人无可比拟的杰出贡献。
4 湘学学风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他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创者
湖南日报：说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湖南贡献，毛泽东无疑是伟大的开创者。但我关注一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毛泽东能够率先提出并杰出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重大问题呢?
李佑新：探讨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毛泽东本人文化性格上的主观因素。这种文化性格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具体来说是由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湘学学风塑造的。
湘学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其一般性特征，但更具有湖南地域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即推崇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它发轫于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和船山之学，近接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中经杨昌济，下启毛泽东，其发展脉络宛然可寻。当青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无论是学校的文化环境还是教师的思想倾向，都承继着这一源远流长的经世务实传统，构成了一种注重现实实际的文化氛围，对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学校的文化环境来看，与湖南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湘学传统中的重要人物，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一直到杨昌济，都曾求学于岳麓书院。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就经常往来于湖南第一师范和岳麓书院。学校倡导的学风也继承了湘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那时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养学生之要旨》就明确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
除了学校的文化环境外，教师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者当推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学贯中西，也深受湘学传统的熏陶。他究心王船山，欣赏魏源，心折曾国藩，推崇谭嗣同。杨先生的道德文章给学生以深刻影响，青年毛泽东对杨先生“最所佩服”。他那时就强调“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利用暑假和同学一起游历湖南农村，调查研究，读社会这本无字之大书。
从学校毕业后，毛泽东注重现实实际的文化性格越发明显。他强调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还准备组织成立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口气列了一百多个问题。在出洋留学热潮中，青年毛泽东留在国内的重要理由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种文化性格以及思想倾向，使得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就注意到《共产党宣言》并没有讲到湖南、湖北以及整个中国的情况，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苏区时期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并发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待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反对教条主义，阐释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湖湘文化实事求是和注重实践两大基因
湖南日报：既然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湘藉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有哪些重要的湖湘文化基因?
李佑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就明显带有湖湘文化的元素或基因。
例如“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主要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其中所谓的“实事”，主要是指书本，而且是古代的文本。虽然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包含着言必有据的求真精神，但它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埋头故纸、脱离实际的学风。这与毛泽东旨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实事求是”可谓大相径庭。与考据学面向书本的“实事求是”截然不同，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具有明显的面向现实实际的特征。这个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更是体现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养学生之要旨》关于“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的规定中。由此可见，毛泽东后来倡导的“实事求是”论其思想渊源，无疑是湖湘文化中的这种“实事求是”，而非考据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
又如注重“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重要概念。湖湘文化在“知”“行”关系上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从早期湖湘学派到王船山到曾国藩都是如此。杨昌济继承这一传统，向学生特别强调“力行尤要”，“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青年毛泽东在其早期文稿中也多次论述知行关系，强调“行”或实践的意义，并养成了注重实践、“办事精细”的性格，并被誉为“实践家”。可见，毛泽东后来特别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并将《实践论》加上“知和行的关系”的副标题，就绝非偶然了。
6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湖南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湖南日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过程。承载着过去的荣光，我们应该如何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再创辉煌?
李佑新：这对于当代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最主要的就是要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徐守盛所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湖南特点哲学社会科学，推出更多有湘味、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根源于现实实践，因此首要的是面向现实实践，特别是要面向湖南的发展实践，聆听时代的呼声，回应时代的呼唤，着力解决“发展中的困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继承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当代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就要着力培育社科“湘字品牌”，做到徐守盛书记所要求的“要让人知道哲学中的‘湖湘因子’、理论中的‘湖湘声音’”。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要落实好徐守盛书记提出的 “打造以毛泽东研究为核心的红色文化研究重地”和“打造以湖湘思想大家研究为核心的国学湘学研究高地”两个任务。从前者来说，不仅因为毛泽东是湖南人，是湖南具有中国和世界意义的历史巨人，研究毛泽东是我们湖南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因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从后者来说，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百花园里一朵璀璨的奇葩，孕育了众多的大思想家，某种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
陈宇翔：我认为承继湖湘优秀文化传统，发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要把握好。第一是以极大的热情与勇气承继和发扬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使之融入到党的先进文化的血脉灵魂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助推力量;第二是牢牢“揪住”创新不放。正确处理好时代性与现实性、民族发展道路多样性与世界发展进程统一性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
责编：蒋俊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