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远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在湖南和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探索中国人民的出路，筹建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青年学人李爱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编研汇纂《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文献(1917—1927)》(以下简称《文献》)，为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一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史料珍贵、颇具特色的工具书和新成果。
一、《文献》的框架结构较为科学、合理，分类考究严谨，令读者触类旁通、一目了然。 全书分为文章译著类、新闻报道类、党团文件类等三大类进行汇编总纂，而以文章译著类为主体。譬如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革命团体、建党先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先驱者的率领和指导下，坚持了团体性一致的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进并重的正确方针，学习和发扬了奋斗、进取、发展、开放的时代精神。成员主要分成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其余散布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还有日本、德国、南洋。他们共同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心协力创建中国共产党，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毛泽东和学会一部分成员坚持国内研究与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创造了现实条件和基础。蔡和森到法国后，“猛看猛译”马克思学说，还及时向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友宣传、介绍，并相互讨论分析。他通过大量的阅读、比较，确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因而他极力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19人之多。在国内外会员之间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10多封信件中，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三封长信，是系统地宣传介绍马列学说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献。可以说，该书的文章译著类最为详尽而丰富，价值最重。新民学会的78名会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7人。其中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谢觉哉、萧三、熊瑾玎、何叔衡、李启汉、郭亮、夏曦、罗学瓒、张昆弟、方维夏、傅昌钰、彭道良、谢南岭、陈昌、欧阳泽、刘明俨、熊季光、朱舜华、张国基、陈子博、李思安、周毓明、许文煊、夏大纶、萧青野、刘清扬、罗章龙、罗宗翰等重要党史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与他们自觉投身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评价：“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的文章译著类作品，正是或多或少起到了这样的历史作用。文章译著类、新闻报道类、党团文件类等三大类文献的分别汇编总纂，可以帮助读者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的轨迹和状况，了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下，湖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渠道、线索与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传播文献的年限划为1917—1927年，也体现了编纂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规律与特点的把握与自信。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湖南的早期传播，肯定在1917年以前就见诸报刊，主要是留日学生、学者的译作和新闻报刊的零星报道，如湖南人赵必振在20世纪初就翻译出版了多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专著。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还是毛泽东、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文献集”从1917年编起是准确的、站得住脚的。习近平总书记断定“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从此结论的。
二、《文献》所收集的史料十分珍贵，尽可能全面系统，令读者各有所得、一新耳目。 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人，自然收获良多;研究和了解湖南早期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社团史、建党史、运动史者，也能够从中受益匪浅。譬如笔者致力于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历史，初阅此书，就深感这是一部极为珍贵的集大成之作，能够为进一步研究上述课题提供全方位的支撑和帮助。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时代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湘江评论》问世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诸如此类的史料和文献，略经浏览，就能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追求真理之迫切、宣扬真理之自觉、运用真理之真诚。在“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之后，蔡和森找到了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之良方，他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他不仅为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道路，自己也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还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被称为旅法学生中的“小马克思”。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何孟雄、罗亦农等一批先进分子，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文献和实践指导。《文献》在收录这篇文献时，做了这样的脚注：“原载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又相继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报《湖南民报》刊发，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其专门写序，现据《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收录。”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还收录了《社会各方面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及湖南农民的革命功绩》《我对于农运》《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农民问题》等数篇国共两党人士当时发表的文章，可以助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读者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考察报告产生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完善了相关的文献链。
三、《文献》的编纂视野较为宏大宽阔，努力广征博采，为读者大开眼界，一举数得。 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也好，研究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群体也好，研究中国共产党先驱创造性贡献也好，最忌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失之片断、误于肤浅。《文献》三卷在手，起码从资料占有的完备上、史实印证的全面上、历史课题的开掘上，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工具和武器，拓展了视界和眼光，夯实了论证分析的基础。以往的相关史料书籍，往往多突出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作用，比如《毛泽东早期文稿》等，但是与毛泽东同时代其他人的相关著述则较为少见。这是《文献》的鲜明特色。特别是以往一些汇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料的著述，局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很少延伸到大革命时期。该书以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上限，以大革命失败也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实践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为下限，就更有利于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湖南、在中国传播的源流与全貌，有利于更进一步地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得出更加贴切和客观的观点与结论。磨刀不误砍柴工。全面深入地挖掘史料、占有史料、消化史料，有利于研究者集思广益、论从史出，创作出精品之作。《文献》一书提供了实证：毛泽东、蔡和森的故乡湖南，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萌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地、毛泽东思想最早的发源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广泛而深入人心的传播与信仰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前提。
总而言之，广泛搜集、认真整理、科学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史料文献，真实可信地、生动活泼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挥影响的历程，展示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变过程，再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奠定初心使命、开启奋斗实践的理论作用，有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文献》的编纂出版，势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进一步梳理和具体化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沿革提供更加富有说服力的印证与史料。
(本文转载于《湖南社会科学》(内刊)2023年第12期，作者为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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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