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和防范“恩格斯停顿”,让技术红利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魏琪嘉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恩格斯通过实地调研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动记录了一个耐人深思的历史矛盾:机器大生产推动生产力实现跨越式跃升,社会总财富持续扩张,然而广大产业工人却长期面临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劳动条件恶劣、相对贫困加剧的困境。经济史学者将这种“生产效率持续抬升、普通劳动者收益提升长期滞后”的现象概括为“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刻画的不只是一段特定的经济史实,更揭示出一条具有长久启示意义的命题: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天然自带普惠属性,生产力的跃升不会自动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分配失衡风险,正以新的形态显现出来。如何准确辨识并防范化解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人民至上、走好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准确把握新技术发展背景下“恩格斯停顿”的新特征
工业革命时期的“恩格斯停顿”,主要体现为机器替代体力劳动,矛盾集中于工厂内部资本家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体系的改造,突破了体力劳动替代的边界,扩展至认知劳动、创意劳动、管理辅助等领域,使得潜在的“停顿”现象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新特征,风险传导的速度、覆盖范围与作用机理都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劳动替代由体力层面向脑力层面延伸,劳动力内部分化加剧。传统工业机器主要承接重复性、高强度的体力作业,白领、知识性岗位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新一代数字技术则能够胜任文本整理、数据分析、日常办公等流程化脑力工作,劳动力市场由此形成新的分层格局。精通前沿技术研发的高端技术人员成为稀缺人才,能够获得显著的技能溢价;而从事标准化流程性工作的普通白领和基层专业人员,则成为技术替代的重点对象。技术变革带来收益鸿沟,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加复杂、收入差距有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第二,红利集聚效应加速放大,收益向数据、算力、平台资本集中。新技术产业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壁垒效应,数据、算法、算力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大多掌握在头部平台资本手中。相较于工业化阶段技术红利缓慢向外扩散,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收益正在持续向头部企业集聚。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增量收益更容易沉淀为资本回报,难以同步转化为普遍的劳动报酬上涨,红利向普通劳动者外溢的通道变窄。
第三,冲击方式由显性裁员转向隐性挤压,“工资停滞”现象更为隐蔽。传统工业化转型的就业冲击往往直观可见,多伴随工厂关停、岗位批量消失等现象。而新技术发展带来的调整更多是渐进式、结构性的。许多企业在引入新技术之后,并不直接大规模裁员,而是放缓新增招聘、提高单人任务负荷、压低岗位起薪,劳动者议价能力有所弱化,工资增长陷入停滞,形成不易察觉的“隐性降薪”。与此同时,随着技术迭代持续加速,劳动者原有技能快速“折旧”,技能更新难以跟上技术演进节奏,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被明显拉长。
第四,用工关系更加灵活,传统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有效适配。在技术革命时代,平台用工、项目外包、远程接单等新型就业模式大量涌现,灵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数字技术在拓展就业容纳空间、丰富劳动参与方式的同时,也重构了传统雇佣契约。不少劳动者跳出标准化劳动关系框架,原有依托正式用工形成的薪酬集体协商机制、劳动安全保护安排以及社会保障渠道随之弱化,由此导致劳动收入的稳定性下降,风险自担属性增强。
第五,风险跨区域跨行业传导,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新技术落地节奏与区域产业技术基础紧密相关。率先推进产业技术升级的行业,生产率提升往往更快,如果配套调节机制滞后,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同步扩大。传统产业集中、技术转型滞后的区域,不仅难以分享技术红利,还会面临外部竞争挤压,相对收益持续走低。这意味着,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分配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单一地区、单一行业,有可能演变为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挑战。
二、正确认识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
看待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思维。技术创新本身是中性概念,新技术是解放生产力的工具,技术向善的核心要义,就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把握这一导向的关键,在于不断增强技术红利的普惠性。警惕和防范“恩格斯停顿”,不是简单做效率和公平的加减法,而是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客观研判技术变革的多重效应,树立全面、审慎、主动的治理思维。
首先,“恩格斯停顿”不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宿命,而是特定制度条件下的阶段性现象。技术变革会天然重构生产要素回报格局,但并不注定走向分配失衡。工业革命时期之所以出现长期的工资停滞,根源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当时缺少适配的劳动保护、收入调节与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在分配博弈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放到今天,新技术本身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丰富产品供给、催生新赛道新岗位,具备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巨大潜力。所谓“停顿”,本质上是生产力快速向前突破,而要素分配规则、劳动力培育体系、市场监管框架、再分配调节机制未能同步调适,制度供给滞后于生产力变革所产生的矛盾。只要主动完善生产关系,就能够校正分配偏差,避免失衡固化。
其次,要客观区分技术革命对就业与收入分配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会淘汰一部分旧岗位,同时创造新的产业赛道、新的劳动需求,就业总量存在动态平衡的可能;但短期内,摩擦性失业不可避免,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收益分化会快速显现。我们既不能夸大技术带来的冲击,走向排斥创新、阻滞技术变革,也不能放任市场自发调节,认为差距扩大是转型必然代价、静待市场自行出清。如果任由分配失衡持续累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行,不仅会抑制居民消费、制约国内大循环,也会削弱广大劳动者参与创新、拥抱变革的积极性,最终反过来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防范“恩格斯停顿”必须锚定普惠共享这一价值目标。技术为人类所用,是技术向善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们提出的考题,不是要不要推进技术变革,而是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来引导技术发展。如果制度设计只偏向效率提升、资本增值,忽视劳动者权益,技术进步就容易走向少数主体独享红利;如果在技术研发、产业落地、收益分配的全链条嵌入普惠导向,推动资本、数据、劳动等要素合理分配增量收益,新技术就能够成为缩小差距、增进共同福祉的有力支撑。这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必须把公平的考量前置,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同时,主动识别、提前干预,及时消除分配失衡风险和隐患。
总的看,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是生产力快速跃迁带来的治理命题。我们推进技术变革、加快数字化转型,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统筹兼顾,既释放技术创新活力,又守住共享发展底线,才能走出一条效率提升、就业扩容、收入合理增长协同并进的发展路径。
三、有效防范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恩格斯停顿”现象
防范和缓释技术发展带来的分配失衡风险,关键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打通技术红利向广大劳动者传导的渠道,在鼓励技术创新、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前提下,引导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多元要素收益共享机制。初次分配是理顺要素分配关系的首要环节。要持续探索数据要素收益分配规则,厘清数据开发利用中的劳动贡献,推动平台企业和科技企业建立利润分享、员工持股、项目分红等收益共享机制,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超额收益。健全算法公平审查机制,规范平台派单、定价、考核规则,遏制依靠算法压榨劳动收益的行为,有效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报酬。适应数字用工特征,推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稳步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推动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第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化解技能错配矛盾。面向长远,要着力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布局,优化学科设置,更加注重创造性思维、跨场景协作、人机协同等能力培养,减少标准化、流程性的技能供给。面向存量劳动者,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针对重点群体开展普惠式转岗培训、数字素养培训,降低劳动者技能更新成本。加大对低技能群体、中老年劳动者、欠发达地区劳动者的培训帮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能力差距,推动劳动者从被动替代转向主动适配。
第三,优化再分配调节,筑牢兜底保障的民生防线。用好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增强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持续完善对平台企业和科技企业的税收征管,引导超额收益适度回流公共服务领域。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转移接续通道,补齐新业态劳动者在养老、医疗、工伤保障上的短板。健全最低工资动态调整、失业救助、就业帮扶体系,对受技术冲击出现失业、收入下滑的群体实施精准兜底。加大对传统产业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缩小区域之间差距。
第四,强化市场治理,以公平竞争抑制红利过度集中。持续推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规范头部平台企业的数据壁垒、排他性经营行为,防止市场力量过度集中,避免少数经营主体长期独占技术变革红利。建立新技术落地应用的治理规范,引导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优先选择岗位转型、技能培训方案,而不是简单以裁员、压薪实现降本增效。把劳动权益、分配公平纳入科技伦理审查,从源头减少技术应用的负外部性。
第五,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培育科技向善的社会生态。引导科技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鼓励设立劳动者转型帮扶基金、公共技能培训基金,通过公益方式帮扶转型困难群体。推动将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嵌入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产业落地全流程,在行业内形成兼顾效率与劳动福祉的共识。搭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劳动者多方共治平台,凝聚发展共识,形成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治理合力。
技术变革的浪潮不可逆转,普惠共享的取向不可偏移。把制度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分配关系的动态调适上,让每一次生产力跃升都能转化为劳动者可感可及的收益改善,我们就能在拥抱技术变革中不断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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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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