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两亿吨，并每年以8%～10%速度不断递增。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当前“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举措，更是后疫情时期常态化防控的必然要求。要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强化政府主导推动责任，完善垃圾治理制度体系。制度体系的构建属于治理体系中的顶层设计，垃圾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垃圾由废弃物、污染属性向资源属性的转化过程，还涉及邻避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等领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当前垃圾分类治理有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但在制度构架层面还明显不足，需要发挥政府在垃圾分类治理中的主导推动责任，强化部门行业牵头作用，完善垃圾治理的制度体系。一要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创新垃圾处理收费模式，按分类垃圾收费标准要低于混合垃圾收费标准的原则制定，通过差别化收费政策，激励用户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源头减量，鼓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二要完善垃圾分类法规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增强垃圾分类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让垃圾分类工作有法可依。三要建立垃圾分类监督机制，构建以行业主管部门、环保组织、第三方监督为主的监督体系，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分类知识宣传和监督分类中的作用，招募义务监督员加强对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的监督和管理。
引入社会和市场力量，提高垃圾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垃圾治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多个环节，要建立后端设施完善、中端畅通、前段分类、空间覆盖、反应快速、流程精细的城市垃圾精细化治理体系，需要专业社会企业和充足社会资本参与到垃圾分类治理，让管理服务覆盖垃圾处理的各个环节，对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反馈及解决迅速，流程设计要精细，大到各大分类流程无缝对接、垃圾分类方法确定，小到垃圾桶的设计及在楼道中摆放位置，都体现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一要加强对从业人员规范性操作培训和管理，提升物业公司对分类垃圾的清理服务，杜绝出现前端市民分类投放，中后端出现混装、混运和粗放处理情况。二要注重发挥各专业回收和处理企业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方式吸引专业性企业参与其中，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三要利用现代化监管手段和平台，实现对垃圾治理行业监管方式方法及工具的现代化，如对焚烧发电厂的监督，可以通过检测指标定期自动上传，并探索打造从垃圾入分类箱到终端处理厂全过程的监督平台。四要吸引社会资本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通过PPP、BOT等多种模式,利用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建设和经营垃圾分类基础公共设施，提高城市对分类垃圾的处理能力。
坚持治标与治本统筹结合，谋划长远之策。垃圾分类治理既要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之策，做好打持久战和打攻坚战的准备。当前垃圾焚烧发电是解决垃圾围城困境，从终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最有效的方式，但不是治本之策。长远之策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数量，要倡导和践行绿色、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一要优化宣传方式，提高居民源头分类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公益性社会组织对社区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社区公益活动和利用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向居民推送垃圾分类知识，让市民了解源头分类工作意义重大和后端垃圾分类处置能力强大，打消居民观望心理。二要通过法律规范企业生产行为，杜绝过度包装。三要鼓励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税收优惠和价格减免政策，为再生产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长沙市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