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华
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赋予地方立法权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依据本地实际更好进行治理，并就国家尚未立法或者不需要立法的地方性事务进行规范，对国家立法予以补充。地方立法的取舍，需要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思考，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空杯”心态去迎接未知与挑战，推动地方立法“少而精、简便管用”。
经40余年发展，地方立法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是省(市、区)、设区的市、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宪制权力，更是衡量地方人大工作水平和实效的直观标尺。每个地方立法主体都无比重视立法，这推动了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但也带来了有些地方唯立法而立法的问题，比如简单套比上位法，凡有国家法律就想立一部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比如“攀比立法”“重复立法”，甲地立了乙地也参照立，内容大同小异;还比如指定立法、长官意志等，却往往忘了“为什么需要立法”的命题?
地方立法的价值，恰恰在于被需要。一是党在一地一域的科学执政需要。执政要稳民心、富百姓、保平安，这都需要资源和规矩来支撑。立法就是合理分配资源，明确各类主体的界线和规矩。二是群体的安全需要。立法就是制定集体契约，为地方治理输入稳定性、可预期性。三是合理竞争、有序发展的需要。要在重点领域鼓励创新、引导投入，让社会产生更多的财富、生产力发展到更高阶段，就必须明确竞争规则、确定成果分配，就需要一种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制度，这就是法律法规。
所以，一个地方选择立什么法、法规设置什么样的制度，以及评价一部地方性法规是不是合适，都要有点“空杯”心态，回到“为什么需要立法”这个原点，要看是不是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党在地方的科学执政，是不是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是不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此基础上，再来考量公平与效率、当前与长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样的立法，才有了良法善治的逻辑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