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敬楠
职业打假人李某发现食品过期，向商家提出了索赔购物款10倍的要求，被商家拒绝。很快，李某对商家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李某的10倍赔偿请求，官司打到了陕西榆林中院。近日，榆林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月27日《华商报》)
职业打假人的维权，如若是切实维护自身的消费者利益，那维权行为必然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榆林中院判定商家返还购物价款822元便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在市场环境变化的现实中，对于以法律为工具，把维权当作谋利手段的行为，社会认知也应如榆林中院判决般——对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不予支持。
职业打假人容易引起受众好感，往往是源于社会对于强势方和弱势者的惯有认知，认为职业打假人是民间斗士的化身，是净化市场的“孤胆英雄”。他们以势单力薄的消费者身份，向假冒伪劣等代表着强势者的厂商发起“挑战”，这种行为符合“劫富济贫”式般中国传统“草莽英雄”的叙事，天然地吸引着人们的支持。
然而，如若将“职业打假人”换成“碰瓷式维权”的企业，我们的认知往往会产生变化。4月27日《工人日报》发表了“碰瓷式”维权频发的报道。报道称，互联网成“碰瓷式”维权重灾区，且多以中小微企业为被诉主体，败诉率接近100%，个别企业直接被告垮。如果我们将“职业打假人”与“碰瓷式维权企业”放到一起，二者无疑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行为本质也都是借维权的手段来获利。但是在情感上，社会大众更偏向二者哪一方，已经无需多言。
马克思曾说：“要求的手段即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这便牵涉到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问题。作为消费者的职业打假人，当他们面对假冒伪劣现象时可以维权，也应该受到法律支持，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倘若职业打假人带着净化消费市场的良好目的，却在实践中把法律当作获利工具，将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甚至形成专业化、产业化、职业化趋势，那这种行为，必然是不正当的。同时，尽管职业打假人可能净化消费市场，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保证职业打假不会发展成敲诈勒索?如何规避职业打假人故意藏起产品等待过期等造假维权?如何看待职业打假人维权行为对社会职业观念带来的影响?依靠打假带来的重罚威慑，又是否对小微企业的营商有利?……
以维权斗士自居的职业打假人不是且不应该是维护市场秩序的代表，且不论在目的正当性之下可能暗藏手段的非正当性，最终可能会从另一方面影响市场发展，单从维系健康市场的主体而言，监管部门的主体责任落实才应该是关键。同时，没有强弱之别，无关身份地位，合理维权应是社会的共识，也应该是我们在面对相似事件需抱有的立场。当落实监管与大众理性维权的合力交互作用时，有效的维权系统便不再遥远，健康的市场秩序便不会成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