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教授
郑大华 图/张杨
位于石鼓书院的湖湘先贤雕像。(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奉清清
专家简介：
郑大华，又名郑大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府参事、首批“芙蓉学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近现代以来，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大放异彩。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它有怎样的地域特色和精神特质?在近现代历史中发挥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当历史的巨轮已经跨入新时代，应该怎样发掘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岳麓书社新近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20万字之巨的《近代湖湘文化研究丛书》(共五本)，对此作了解读。近日，记者采访了该丛书主编郑大华教授。
1. 说“一部湖南近代史，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有些绝对，但基本符合史实
湖南日报：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的，而不同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也因其影响力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地位。那么，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尤其是近代中国文化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郑大华：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但在近代以前，它的影响主要在学术方面，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大，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地域文化比较不具有典型性。
进入近代后，湖湘文化异军突起，大放光彩，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湖南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说一部湖南近代史，等于半部中国近代史。这话有些绝对，但基本符合史实。我们知道，近代湖南是湘军的故乡，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中心地区，产生过一大批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中就曾指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曾国藩、左宗棠举办洋务运动;从谭嗣同、唐才常献身维新变法，到黄兴、宋教仁引领辛亥革命风骚;从蔡锷首举反袁护国义旗，到毛泽东、蔡和森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湖南人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近代湖湘文化所形成的那种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国人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解放而上下求索，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
2. 湖南人在“要不要学习西方”中勇于开风气之先，更在政治近代化中成为中流砥柱
湖南日报：何以见得在近代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近代湖湘文化及近代湖南人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或“中流砥柱”的作用?
郑大华：我认为，一部晚清思想史或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概括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而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便是湖南人魏源。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国为什么会战败?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人认为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于是，他们发愤著书，以介绍海外情势为己任，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开眼看世界”者。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著作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因为除了介绍世界大势外，《海国图志》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我们现在大家都讲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是谁最先启动的呢?也是湖南人曾国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国穷民贫、落后挨打的局面，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而第一个洋务企业便是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曾国藩也因此而成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启者。这是近代湖南人“开风气之先”的例证。
再讲“中流砥柱”。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尝试则是1895—1898年的维新变法。维新变法的全国领导人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搞得最有声有色的省份则是湖南。为中国政治近代化最早献出宝贵生命的“戊戌六君子”中也有湖南的先贤谭嗣同。又比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全国首先响应起义的省份是湖南。当袁世凯调集大军向武昌发动进攻、革命岌岌可危之时，是湖南人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昌前线，出任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增援武昌的一旅湖南兵，抵抗清军的进攻，保住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至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除此，还有我们湖南先贤蔡锷率领两千云南兵，打响了护国战争的第一枪，从而使袁世凯的皇帝梦最终破灭。还有长沙、衡阳和常德的抗战、雪峰山会战，挫败了日军进军大西南、企图攻占中国陪都重庆、逼迫国民党投降的阴谋。
3. “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质”
湖南日报：您认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
郑大华：早在20世纪初，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就写道：“(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1920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也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率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近代湖湘文化的这种敢为天下先、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特别独立之根性”， 亦即“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特征”或“特质”。
4.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一元的。湖湘文化或由四种文化融会而成
湖南日报：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本之木，湖湘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
郑大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单一源头的，都有许多文化源头。当然在多源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文化作用更大些，或占着主导地位。湖湘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很难说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哪一种文化，在多种文化源头中，有四种文化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上古产生于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湖南。上古本土文化主要体现在古籍记载的传说(如炎帝的传说、舜帝的传说等)和原始民族(如三苗人、南蛮人)之中。二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楚文化，亦就是巴人和楚人的文化，尤其是楚文化对湖湘文化影响较大，亦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三是中原文化。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湖南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之中，从此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也就成了湖湘文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不说别的，就是历代被贬到湖南的那些官员如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以及流寓湖南的文人骚客李白、杜甫、韩愈、秦观、辛弃疾、范仲淹、朱熹、王阳明等，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就不小。四是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湖湘之地的周边尤其是湘西、湘南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谭其骧先生和林增平先生就非常看重少数民族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湖南人那种“吃得苦、霸得蛮”的强悍性格就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
5. 继承和发展湖湘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如何在传承湖湘文化中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郑大华：和任何文化一样，湖湘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我们开始讲到的那种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勇于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这就是湖湘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要继承，而且还要把它发扬光大起来。但湖湘文化的糟粕也不少。承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我们在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时首先要做到的。其次要接地气。传承优秀的湖湘文化，有一个接地气的问题。比如讲湖湘文化精神，好多学者(也包括我自己)讲了一大堆，但实际上都不如“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仗”这十二个字通俗易懂。所以，2016年总书记在参加湖南人大代表团会议就扶贫攻坚作重要讲话时，讲到湖湘文化精神，用的就是这十二个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如何接地气?总书记给我们做出了表率。第三，要与时俱进。除接地气外，还有个时代性的问题。湖湘文化也要进步，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问题，我非常赞成。我认为我们在继承和发展湖湘文化时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思想、新语言，努力实现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6. 需要对湖湘文化重政治和军事、轻实业和经济的现象进行认真反思
湖南日报：说起不足，不少人对近代湖湘文化重政治和军事、轻实业和经济多有诟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大华：总的来看，批评近代湖湘文化重政治和军事而轻实业和经济，是站得住脚的。近代以来湖南出了不少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但没出几个大经济学家、大实业家，没有出现几个工商经济管理方面的名人。1904年湖南留学日本共401人，但学实业的不到20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63位领导人中湖南人有11位，而1950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时，15位理事中没有一个是湖南人。所以有人感叹“湖南人会打仗，会当官，会读书，会种田，会写文章，但就是不会经商和赚钱”，湘商远没有徽商和晋商那么有名。工商业落后始终是近代湖南的短板。造成近代湖南工商业落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理位置，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古以来湖南人就瞧不起工商业者，骂商人是奸商，湖湘文化最杰出的代表王夫之就非常瞧不起商人，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的积极主张者和提倡者。由于瞧不起工商业者，对工商业采取打压的政策，所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在湖南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加上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湘军官兵从军所带来的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和经济利益的丰厚回报，更使得人们以从军习武为光荣、为龙门，以至后世有“无湘不成军”的俗语。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就更加没有人愿意投身于工商业了。
时至今日，湖南工商业长期落后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经济总量已进入全国前十名，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需要对湖湘文化重政治和军事而轻实业和经济的现象进行认真反思，努力克服湖湘文化中一些不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消极因素，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撸起袖子加油干，进一步将营商环境营造好，推动湖南经济的发展跃上新的台阶。
7. 传承湖湘文化，也要大力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
湖南日报：近代湖南人既以“敢为天下先”著称，但同时又以保守闻名。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办?
郑大华：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近代湖南人既以“敢为天下先”著称，但同时又以保守闻名。我们举以下几例，近代湖南人的保守即可见一斑：1872年5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后，其灵柩由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湖南故乡安葬。当轮船到达长沙时，仇视洋务的守旧湖南乡绅集聚码头不许新式轮船靠岸，并要求将护送曾国藩灵柩回湘的曾国藩儿子曾纪泽除名湘籍。1876年，湘阴人郭嵩焘奉旨赴英处理“马嘉理案”的善后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此事立即引起守旧的湖南士绅的口诛笔伐，他们指责郭是出卖中国利益的汉奸，有人编写了一副对联咒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甚至在郭嵩焘死后，湖南还有人要求将他开棺鞭尸，以谢天下。戊戌变法时期，激进的改革派和顽固的守旧派都产生于湖南，湖南是当时新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守旧派除对维新派进行人身和政治攻击外，还订立《湘省学约》，要求湘籍学生抵制主张变法的“康学”异端，学习八股时文，严守纲常名教。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一再强调，我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时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为我们如何传承湖湘文化指明了方向。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在传承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之传统的同时，也要对湖湘文化保守的一面有清醒的认识，要排除各种干扰，勇立改革潮头，大力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既包括中国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如岭南文化、江浙文化等，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吐故纳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