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宁波多家媒体纷纷对史建达因车祸离世后，父母捐献其一肝两肾及一对角膜的故事，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义举让无数人为之钦佩和感动。他是镇海区2017年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者，也是迄今为止该区人体器官捐献的第13人。
生如夏花之绚烂，去如秋叶之静美。18岁的生命虽因意外而逝去，但因义举而获“永生”。“能用的器官都捐。”这是作家史铁生的生前遗言。美国作家琳达·里弗斯也曾在《永生的眼睛》一文中写道：“你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很久以前你妈妈和我就认为，如果我们死后能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那么我们的死也是有意义的!”短短数语道出了捐献器官义举的价值和真谛。
自2010年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至今，已有越来越多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也正是有了类似史建达、姚贝娜、史铁生等人的成功捐献，才让大量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者重获了新生。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时，也还能以你所贡献的一切为人民服务。”捐献器官是一项义举，不仅可挽救生命，还可助力医疗事业更好发展，理应成为大家的“习惯性”选择。然则“首例”、“第13人”的数据既珍贵又颇显尴尬。有调查称，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仅占我国人口的0.01%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在欧美，西班牙和比利时采取了“默认捐赠”政策，在法国，只要车祸死亡者没有特别声明，都视为同意捐献器官。在美国，由于理想的器官多来自意外死亡的健康青壮年，因此，美国器官捐献志愿者将捐献器官的声明夹在自己的驾驶证里。如果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方便医生第一时间获知自己的器官捐献意愿。
而在我国，之所以捐献者少，主要还是受儒家“死者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影响所致，故而人们宁愿化为尘土或烧成灰烬，也不愿意捐给他人。此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监管工作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为此，国家相关部门要健全法律法规和内外监督机制，完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此外，各地民政部门不妨在城市公墓开辟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园地，营造器官捐献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笔者希望史建达、史铁生、姚贝娜等人义举留给我们的不止于感动，更是对捐献行为的一种尊重。未来，当捐献器官不再是新闻，而成为了一种常态，那才是捐献者义举留给我们的真正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