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因脑出血住院，其亲属在水滴筹平台发起上限百万元的筹款，网友质疑其有房有车，引发大众关注、质疑和探讨。(5月6日 新京报)
不少人应该还记得发生在2016年的“罗尔众筹事件”，当时的当事人罗尔为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众筹募款，但由于罗尔自己有房有车，并不符合“走投无路”的条件，因此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扑。可以说，人们先前投入的同情和关切有多少，后来反扑的犀利和敌意便有多少。此次我们又看到了曾经发生在罗尔身上的强烈舆论攻势，而这次承受舆论攻势的是德云社演员吴鹤臣和他的家人。
费孝通曾经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的“熟人社会”有一种“涟漪式”模式，这种“涟漪式”模式是按照由近及远的亲缘、人际关系所构建的，当个体或一个小家庭遇到困难时，求助往往就是沿着“涟漪”扩散的途径进行，由亲戚到朋友再到陌生人。这种模式几乎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并形成了一种认知：个人必须穷尽己力，且向亲友求助无门之后，才能向社会中的其他人求得救济。
但是现在由于网络构建出来的新型“陌生社会”有着一种奇妙的黏合效力，大家在网络中“天涯若比邻”，通过特定的求助平台发起求助之后，能够迅速得到社会的反应，同时由于社会救助的半径远大于熟人社会的有限帮扶，因此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便能募得目标款项。这跟以前的传统社会相比，求助成本大大降低，而求助效果又大大增强，这也使得更多的人将网络求助作为了遭遇困境后的首选。但是，当求助的人不断增多，也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疲惫和麻木。尤其是像罗尔、吴鹤臣这种首先动用社会资源，而把家庭财产作为最后保障的反向进行的求助案例，人们表现得则更为苛刻。
当然，这种苛刻是人之常情，毕竟人虽然有侧隐之心，但这种善良并非是泛滥的爱心，而是有条件的施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向进行的求助案例会削弱人们的同情心，有人就认为，对于“水滴筹”这样的求助平台，自己的信任和帮扶冲动在减弱。其实这也是社会救济的脆弱所在，因为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因素如果不符合人们对“救急”或“救贫”的标准判断，便很可能使求助者所获甚微甚至颗粒无收。
在中国，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纲领，如果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不足，甚至缺位，那么社会救助便是人们自救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在社会救助具备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我们首先应该做好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两大领域，确保让民众在遭遇困境时能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风险。中国这些年在福利和保险方面投入了较大的成本，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近两年的将多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就令人称赞。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不足，尤其是在民众大病医疗方面，还亟待完善相关保障制度。只有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能够给民众托底，那么很多的矛盾便能迎刃而解。
■三湘都市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