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老人安稳送走、看孩子顺利结婚”，这是很多农户穷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一些地方的婚丧陋习，却让不少农村家庭陷入困局。
据《半月谈》报道，在邯郸市的一些农村，村里的男青年结婚，彩礼钱得2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更多。除了彩礼之外，其他开支名目众多，例如“三金”、见面费、赶集费、媒人费等，合计约5万~13万。以广平县南韩村乡南张村为例，办一桩婚事的花费在50万元左右，是10年前的7倍。为了遏止陋习旧俗，邯郸市出台了专门的实施方案，推出移风易俗工作举措，选取6个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区)作为试点先行先试，向婚丧陋习宣战。
从举办声势浩大的集体婚礼，到抵制高价彩礼巡回演讲;从规范完善农村红白理事会，到细化婚丧喜庆事宜规则，一年来取得了些许成效，但仍路漫漫其修远。
这不是一地一村的个例，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官方一再强调抵制，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但收效甚微。几千年的传统在世俗功利的环境下发生的变异，不是一纸规定就能够扭转的。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唯有依靠广泛的宣传和引导，才能逐渐疏松这一板结的“土壤”。
当然这种陋习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以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女方出阁到男方，是要替男方家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同样男方要通过“下聘”来实现某种“交换”，这就是彩礼的缘由。从儒家思想占据中国文化统治地位，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再到新时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婚丧习俗的传统从未改变，反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攀升“与时俱进”。
我们看，在改革开放前，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但对于彩礼的要求并不低，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三大件儿”。比如7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显然，这种聘礼超出了绝大多数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唯一不同的是，物资虽寡但均，大多数家庭面对的境遇是相等的，加之女方家又严守“姑娘到了年龄一定要嫁”，双方多了协商的渠道。
及至改革开放后，不同经历或背景的青壮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或读书、或创业、或经商、或继续务农。等到新世纪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务农的那部分人面朝黄土背朝天，面对孩子结婚的问题必然就水涨船高，这时候稍微富裕一点的女方要多少就给多少，但家庭一般的就会被边缘化，丧失了在彩礼上的“竞争权”。但谁又忍心自己的孩子讨不到媳妇，只能被东借西凑裹挟着跑。
而丧葬亦是如此，“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风风光光”下葬历来都是光宗耀祖的事，尤其是在物质生活较为充裕的当下，风光大办就意味着一洗往日的贫穷与落后，锣鼓喧天的背后更像是一种对曾经不堪的诀别。思想的贫瘠使很多家庭唯有通过金钱的巨大消耗，才能彰显逝去人的价值，以及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所以农村业已形成的这种陋习，有着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不是行政力量介入就可以解决的。万不可操之过急，一旦强硬的制度和传统观念碰撞，会使问题的解决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要么顺利解决，要么引发更大的冲突。
没有人愿意在这种陋习盛行的漩涡里挣扎，但似乎谁都挣不脱。如果有人愿意当这一股清流，会很快被同村人的口水淹没，甚至可能被孤立。
以社会层面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陋习，引发的攀比效应加大了部分贫困家庭的支出成本。但话说回来，这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民众有这样的权利。
对于政府来说，唯有多引导，多宣传，以年轻的家庭为切入点，不断进行文明婚丧意识的灌输，使之有一定的传播土壤，才能以相应的柔性制度进行约束，继而成立相应的机构对全村的婚丧嫁娶事宜进行统一筹划。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不管何种制度都是要寻找共性需求，满足个性表达，不可千篇一律，也不能整齐划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