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阿里研究院和毕马威联合发布的《2018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居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大数据发展指数报告(2018年)》指出湖南大数据发展水平居全国第17位。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利用好大数据助推数字经济建设，对于湖南打造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发展数字经济，归根到底是要挖掘大数据背后的“经济”属性。如果将大数据理解为对社会经济的一种全新离散化解构与重构，那么数字经济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新定义。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要素资源配置结构在不断演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重要程度依次增强。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要素日益重要，有利于实现更大范围、更有效率的稀缺资源优化配置。
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具备以下特质：具有海量、多元性、混杂性、非结构化等特征，整合难度较大;大数据是一类经济资产，应遵循产权清晰的基本原则;区别于传统生产资料，大数据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并不会消耗，而是在占有过程中实现增值，体现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服务”的经济规律;一定技术条件下，大数据资产具备规模经济特征，为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能，但同时受到大数据伦理和管理成本等条件限制，有其使用边界;大数据资产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环境，本质上是通过数据揭示的信息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从长远发展来看，大数据资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信用载体。
基于此，湖南发展数字经济应紧扣大数据“脉搏”，遵循经济规律，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厘清大数据和大数据资产的异同。并不是海量数据就可以成为大数据资产，只有经过存储、整理、归类、清洗，且符合数据伦理的大数据才具有使用价值。
厘清大数据资产的产权属性，并进行分类管理。可交易的大数据资产必然涉及到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问题。其中，所有权是大数据资产的核心问题。大数据所有权的复杂性在于数据是多向的、流动的，难以清晰界定数据权属。某种程度上，大数据资产也存在国有和民营之分。例如，我国政府事业单位或自然垄断部门，如电力、自来水、天然气、高速公路、通讯、教育、医疗等领域，在提供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海量数据。经加工处理后的这些大数据资产产权归属国有，如将其应用在公用事业管理领域，可采用无偿或较低成本的收益原则，体现公共品属性;如应用在其他商业领域，在满足数据伦理前提下可获取市场化收益。具有民营属性的大数据资产交易遵循市场化收益原则。
大数据资产的价值在于利用。利用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利用新的数据解决传统应用需求，国网湖南省电力经研院利用分行业电力消耗数据等，可进一步把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能转换;二是利用新的数据解决新的应用需求。例如，滴滴打车通过网络平台连接了司机和用户，通过对供需数据的加工处理，优化了打车资源配置。
打造大数据资产的规模经济。以电力大数据为例，其应用范围通常局限于优化负荷管理等电网业务，如与自来水等其他能源的大数据结合，则可用于识别特定的用户，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可以预测基于用电量的直接污染排放清单，进行大气污染的实时预警和预测、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供需分析等。提升大数据资产规模经济效应的关键是打破“数据孤岛”，2017年湖南省的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指数在全国排名第19位，说明数据开放程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应尽快制定大数据地方法规、关键共性标准，强化数据整合工作。
重视数字经济的商业逻辑。据《中国大数据发展指数报告(2018年)》分析，湖南大数据应用指数、大数据技术研发创新在全国分别位列第10位、第13位，但大数据发展环境指数位列第23位。大数据发展环境是否优良，除了政策保障、资金投入、人才储备、信息化程度、产业基础等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能否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商业环境，能否孵化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大数据+产业”。前者强调政府通过制定大数据资产标准和公用大数据使用规则、搭建大数据资产交易平台等，发挥营造数字经济秩序的作用;后者强调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中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业态产业，比如与工程机械行业、医疗行业、自然垄断行业等的深度融合发展。
(作者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