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将阿扎胞苷等17种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17种抗癌药入医保，并且通过国家谈判，让药品均价降低了56.7%，相关政策将在11月底前开始执行。(10月11日 南方都市报)
国家医保局公布的这一政策是对全民的一次“利好”，值得称道。让人民看得起病，有病能用上药，这是医保领域的头等大事。而让国民分享国家的发展红利，实乃负责任政府的应尽之责和应有之义。值得一提的是，有好的政策更要有好的执行。
在中国，向来不缺乏好的政策，但缺乏的是能一杆子插到底的痛快淋漓的执行。从过往的经验看，要让广大癌症患者普惠性享受17种抗癌新药的红利，其过程恐怕不会如舆论目前所欢呼的那样顺畅。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药剂科人士就坦诚，目前试点的GPO(带量采购)名单和方案暂未出台，这些抗癌新药医院方面是否愿意采购，目前不好预测。业内人士尚且如此没有把握，外围的人们就更不好盲目乐观了。这方面的“坎坷”是有先例的，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倍泰龙为例，其2017年7月就进入了医保目录，但一年过后，北京、江苏等多省(市)绝大多数医院依然把此药拒之门外，广大患者望“药”兴叹求救无门。而这绝不是孤例。有数据显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品“厄洛替尼”同期进入医保目录，至今仍有近半省份没有采购数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执行不畅”呢?这到底是医院的个体行为，还是制度性漏洞下的普遍现象呢?我们详查资料，结果并不乐观。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不顺畅”并非是医院的不配合，而是有其发生的制度性根源。这里就牵扯到一个行政管理问题，也衍生出一个业内的专业名词——“药占比”(即药品金额占医疗总费用的比例)。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医院要严控用药，规定“药占比”必须在30%以下，突破这个红线，医院要悬牌警告，院长可能撸掉乌纱，有这根红线在，谁还敢随意采购高价药呢?须知，抗癌药虽然降价了，但依然是高价药，若顺应广大患者的需求，大规模采购，必然突破30%的红线，导致医院方核心利益受损，根据利益博弈法则，医院断不会如此操作。
因此，抗癌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和“药占比”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极大地阻碍了好政策的落地。而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都来源于国家层面。为此，我们呼吁有关智库应该尽快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变通渠道”，如此方可打开缺口，为抗癌新药从纸面红利转化成实际利好提供制度保障，否则，将陷入空中画饼的窘境。
■三湘都市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