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规划》要求，要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要求。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9月18日新华社)
一段时间以来，由“辱母案”“昆山反杀案”等标志性案件所引发的公共讨论和舆论震荡，终于获得了积极回应。
最高法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其所指向的，其实是我国刑法中相关法条太过原则化、抽象化、笼统化的老问题。根据刑法第20条中的规定，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限度，并且造成了重大损害。然而，到底何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重大损害”又该如何界定?凡此种种，刑法并未给出明确阐述。
由于针对“防卫过当”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也引起了一系列罪与非罪的争议。现实中，某些案件似乎可以判“正当防卫”也可以判“防卫过当”。在这一前提下，法庭往往会给防卫人判个“防卫过当”——因为不法侵害者往往已经或死或伤，判防卫人“防卫过当”通常都被视作给死伤者家属一个交待的取巧之策。在此类操作中，司法对于公平正义的终极追求，让位于妥协和折中的技术性目标，由此造成的“和稀泥”事件不在少数。
近些年来，将本质上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人、故意杀人的现象少了，与此同时认定为“防卫过当”被当成了一个安全的常用选项。有鉴于现有法律的模糊性，法庭每次认定“正当防卫”，必然都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专业主义作为驱动，可谓是劳心劳力。与之相较，判防卫人一个“过当防卫”，风险、压力和难度，显然都要低很多。
严格区分“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诉诸于法官的即时判断和自由裁量权，终究是不可靠的。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以可援引、普遍适用的具体条款给司法实践以明确的参照系。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鼓励正当防卫”。然玉(四川媒体从业者)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