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湖湘文化向工业文明转型

2018-09-04 07:36:00 [来源:华声在线] [责编: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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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湖湘文化向工业文明转型

——郑佳明谈湖南近现代工商业之路及其启示

郑佳明 漫画/张杨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奉清清

专家简介

郑佳明,湖南商学院文新学院院长、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湘商研究会会长、湖南商学院湘商研究院院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出版《湖南城市史》《清政府封闭状态和心态研究》《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等专著和译著多部;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恰同学少年》中,分别担任总监制和总策划,担任大型理论专题片《走向和谐》总撰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人杰地灵的三湘大地历来以“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著称于世,却也有意无意地被贴上了封闭、保守的“农耕”标签。那么,过去湖南真的就那么封闭?湖南人真的就那么保守?除却农业文明,湖南的工商业文明就那么“黯淡无光”?近现代何以会盛极一时?在大力建设文化强省的进程中,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找回湖南人的地域文化自信。为此,湖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佳明。

1. 作为内陆省份,过去湖南被贴上农耕文明的标签,似乎无话可说

湖南日报:您好!作为千百年来承载“湖广熟、天下足”盛名的内陆省份湖南,带有封闭保守色彩的农耕文明似乎成了标签,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佳明:我们首先要明确,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是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或者说工商文明。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都是文明,只是相应对的文明内涵、文明程度、文明阶段不一样。不能简单地说农耕文明封闭保守。

确实,近代史开始以前,湖南是个典型的内陆农耕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是本地农业经济的补充。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中国有十大商帮,包括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秦商)、山东商帮、福建商帮(福建商帮、广义包括台湾)、苏州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潮商、广府、客家)、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湖南榜上无名!“湖广熟、天下足”,彰显的只是农业的发达与荣光。因此,作为内陆省份,过去湖南被贴上农耕文明的标签,似乎无话可说。

2. 湘军政治家开展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大机器工业的历史

湖南日报:您认为,湖南的商业文明肇始于什么时期呢?它大致有怎样一个演进脉络?

郑佳明:湖南的工业加速发展,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湘军的兴起和征战开始的。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湘军崛起。后又出兵援黔、援桂、援川,出兵西北平定新疆,湖南竭全省之人力物力,保障湘军的巨大需求,由此引起湖南经济的变化。湘军巨大的军火、军需、军饷需求,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湘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湖南,当局动员了大量的人力从事武器火药制造。咸丰年间,铁厂有百余家,长沙火药局每年生产铁炮数百尊,弹药数十万斤,民间开采煤铁铅锌硫磺的小窑为数可观;军服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湘乡等地布业的发展;湘军水师,在湘潭杨梅洲、衡阳筷子洲设厂造战船,湘潭衡阳等地的造船业获得迅速的发展。湖南的米业、纺织、冶铁、造船、木材、桐油、交通、矿产等手工业更是繁荣一时。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湘军裁撤,湖南的手工业一部分随军转移到外地,本省的手工业失去了动力,反而萧条下来。

而此时湘军政治家在两江地区和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大机器工业的历史。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三十年间,两百多个现代化工矿企业遍布中国大地,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拉开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序幕。

所以说湖南人不懂经济不会经商说不过去,只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值得深思。当时,内地的湖北、四川,甚至陕甘地区,也建造了一批企业,而在这场自强求富的封建经济大转型中湖南却显得颇为沉寂,只是设立了湖南机器局,并开始筹办电报事业。洋务运动在湖南收效甚微,未能为湖南的工业近代化奠定真正的基础,湖南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时期发展民族工业的良机。

3. 湘军把湖南带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列,也造成了湖南人的虚骄。戊戌维新时期,湖南的现代工业才出发

湖南日报:您是否认为,是湘军的崛起,促进了湖湘商业文明的发展?

郑佳明:怎么说呢。湘军把湖南带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列,也造成了湖南人的虚骄。本来就保守的湖南出现更为保守的现象,官民都排外,排斥现代化的东西,甚至群体性割除电线,驱逐洋人。直到甲午战争,湘军战败辽东,湖南人才知耻而后勇,开始振作,奋起直追。戊戌维新时期,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份,一时工矿企业遍地开花。

尽管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但毕竟是湖南近代工业的开端,对湖南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1904年开埠,到一次世界大战,湖南工业有一个大发展。可以说,从1895年至1911年,在湖南省内,出现了第一批真正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工业,和具有近代企业家性质的一批实业人物。著名的官办企业有常宁水口山矿、新化锡矿山官矿局、平江黄金洞金矿,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宝善成机器公司、鄂湘善后轮船局;著名的民营公司有华昌电梯公司、开济轮船公司、合丰火柴厂、湖南电灯公司等。这些企业的开办者,主要有地主、官僚、商人、小手工业者。企业的性质主要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这一时期,政府确实在扎实推进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或者商办企业,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开启了湖南近代工业化的大门,意义重大。

辛亥革命成功,振兴实业成为救国的一大口号,在我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湖南也不例外。在湖南主政的谭延闿,雄心勃勃,力求振兴民族工业。受其影响,全省上下新的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著名的工矿实业公司,有谭延闿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龙璋等人组织的汽船公司,还有各界举办的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厂、湘潭玻璃厂、湖南五金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富国矿业有限公司、江华厚生锡矿公司、湘潭惟一高盐矿公司、醴陵百炼公司等。一战的爆发,也刺激了与军事相关的工矿业的发展,作为战略物资的锑铅锌钨锰,以及铁、黄金、铜、锡、石膏、硫磺等,在战争需求下价格陡涨,迅速发展。

一战之后到上世纪30年代,经济发展一波三折,湖南工业发展不断地被政治和军事干扰打断。被政治打断,比如说汤芗铭、张敬尧、赵恒惕主湘,经济搞得不好。军事打断更多,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三次长沙会战、一次长衡会战,加上雪峰山和常德会战,湖南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付出巨大牺牲。湖南的工业发展,筚路蓝缕,步履维艰。

因此,思想观念保守,外在因素干扰,是湖南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迟缓的原因。

4. 湖湘文化成为推进近代中国变革和革命的文化,要归功于王船山引领的思想变革

湖南日报: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无论农耕文明发达也好,还是工商文明落后也罢,是不是都可以从湖湘文化里找到思想根源?

郑佳明:湖湘文化成为推进近代中国变革和革命的文化,要归功于王船山引领的思想变革。王船山的重要性在于,他肯定了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重要性,从而也肯定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他的哲学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他让儒家学说中入世的一面,发扬光大,把理学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实际出发,这个思想成为湘人的武器,引领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经世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共产思潮,都从湘人开始不是偶然的。

而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率领湘军平定了国内政局,发起了洋务运动,促成了同治中兴。湘军现象的出现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方法,践履传统文化影响的湖南士绅是湘军产生的土壤。理学武装团队,团队率领军队。太平军打进湖南,湖南地处中国内陆,宋明以来义理文脉绵延,聚集大批忠义血性士子,早就做好了走向潮头的准备。曾国藩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以学术立身,深谙理学原道和经世学问,心怀济世救时、勤王卫道的志向,有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准备,有内圣外王、追比圣贤的境界,没有他就没有湘军。他使湖湘文化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从湖南走向了全国。

5. 湖湘文化有双重性,对工商业发展的影响也是两面的

湖南日报:可是,洋务运动之后,湖南的工商业却日渐式微,这也可以从湖湘文化中找到肇因?

郑佳明:是的。因为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主题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所以站在历史前沿的湘人政治家,思考和解决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去关注和思考的。我们看到与晋商、徽商、甬商、粤商不同的是,湘军办工业并非单纯从经济需要和经济规律出发,而是从政治需要和军事需要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兵以救亡,都由政治动机和理性思考主导。所以搞经济的这帮人,也是搞政治的这帮人,常常以搞政治的方法搞经济,以权力推动经济,又以权力干扰经济。比如政治为“体”,经济为 “用”;政治为“道”,经济为“器”;政治为“本”,经济为“末”等等,都显示出湖南经济与政治结下的不解之缘。而洋务运动中形成的国家与工业企业的关系、资本来源和所有制问题、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问题、权力参与导致腐败的问题等,成为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经济模式。

6. 湖南的工业发展与政治思想有较大的相关性

湖南日报:那么,具体到湖南,工商业经济的基因是怎样影响经济模式的呢?

郑佳明:湖南的工业发展与政治思想有较大的相关性,第一表现在主政者对工商业的影响,比如谭延闿两次督湘,工业发展很快。后来的唐生智,抗战期间的薛岳也做得可以。第二是思想解放的时候,观念转变的时候,就会形成发展的大气候。戊戌年维新变法的思想解放,民国初年实业救国的思想解放,抗战救国的精神大背景,八十年代初湖南思想解放的高潮,都导致湖南发展较顺。第三是墙外开花墙外香。湖南人走出去办工业成功率高一些。湘人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怕困难的精神,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使湖南人在沿海地区的环境中,不比当地人差,而且不乏佼佼者。比如深圳湖南人的成功,就值得深思。

7. 属于农耕文明的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很成熟、很完备、很典型的形态,价值观需要向工商文明转化

湖南日报:既然传统文化对工商文明进程作用如此巨大,我们应该如何找到产生负面影响的“病灶”,对症施策?

郑佳明:湖湘文化无疑是农耕文化。湖湘文化形成于漫长的农耕社会,是典型的农耕意识形态。当然,农耕文明不是落后的东西,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明,它为人类留下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

农耕文明最基本特征是,农业生产方式改造自然的空间很小,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停滞不前,人们只好通过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需求增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有限的资源,增长的需求,农耕社会形成按权力分配财富的原则,权力成为农耕社会的价值本位。专制、等级、特权、宗法都是这一价值观的表现。

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具备以上本质特征。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很成熟、很完备、很典型的形态。唐宋以后,湖南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镇,理学与湖南结下不解之缘。理学是升级版的孔孟之道,根本的还是解决“人心”问题,通过社会治理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理学的侧重点是治理,不讲发展,更没有创造。所以理学思想里面是没有工商业地位的,“去人欲”就要重义轻利;士农工商,商在末位;重农抑商,“商”受到挤压。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蕴,是湖南士大夫的深层心理结构,也是湖南发展工商业要解决的根本观念问题。也就是说,湖湘文化价值观要向工商文明转化。

8. 工商业文明的特点是,法律平等确立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

湖南日报:那么,工商业文明价值观的最本质特质是什么呢?

郑佳明:工商业文明的特点是,法律平等确立了人与人的基本关系,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创新,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拥有广阔的空间,人的共同努力方向是提高生产力和劳动效率,建设富强的国家,为人民提供幸福的生活,效率是工商业社会的价值本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型的工业化社会,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工商业发展的价值理念。

9. 湖湘文化属于内陆型文明,需要向开放型文明转化

湖南日报:除了农耕文明,还有一种说法说湖南是内陆型文明。从这个角度看湖南文化,您有怎样的心得?

郑佳明:湖南地处内地,又是一个盆地,在历史上与外部的交往比较少。这种地理上的盆地,也形成了思想文化的盆地,这个盆地,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褒义是这里藏风聚气,在这个盆地里,湖湘士子和湖湘学术,保留了中国传统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风格、思想、人物,孕育了非常重要的王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这样一些大思想家。贬义是,湖南比较封闭保守,也比较“狭隘好斗”。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湖南思想界和民间,常常是激进与保守同在、开放与封闭并存。精英出于理性和知识,基于国家命运关切,往往站得很高,看得很远。但是世风、民风往往滞后,郭嵩焘的遭遇就是一例。近代西风东渐,湖南处于南北要冲,精英趋于开放,世俗趋于保守。所以湖南成为思想活跃、风云际会的地区。

这种争论和斗争,对于培养革命家、思想家比较有利,对发展工商业并不如沿海那么有利。而且湖南开埠比较晚,1904年,从岳阳到长沙,到湘潭,湖南大门才逐渐打开。比起沿海地区迟了半个世纪,工业文明包括城市文明、法治文明启蒙就晚了半个多世纪。这可能是湖南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多,巨商大贾少的原因,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原因。

10. 发扬湖湘文化优势,创造新型工商文化,为湖南发展助力

湖南日报:总书记强调,对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结近现代湘商发展之路,对我们今天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郑佳明: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讲有三大资源,一是自然资源,二是制度政策资源,三是思想文化资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大资源的权重不一样,越到后面,制度和文化资源越重要。制度和政策的着眼点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于保障人的发展权利和持续发展积极性。思想文化的作用在于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职业精神。

一种文化观念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呢?是靠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精神状态,作用于制度、政策、甚至法律,作用于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各个部门、具体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态度,这些东西的总和,便是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营商环境。一方面,湖南人“心忧天下”的价值观,是发展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好观念,要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中,以诚修身、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拼搏霸蛮,都是创业守业、创新创造十分需要的品质。另一方面,湖南人要自觉地摒弃保守的观念、内陆的观念和内斗的旧习惯。要学习吸收世界和沿海先进地区的开放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权力与经济、权力与权利方面走向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