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思平
8月21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公布：“将实施有偿搜救制度，分不同区域，搜救费用为1.5万元起、2万元起。”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每年因为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的搜救，景区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因搜救费用与游客产生纠纷。出台有偿搜救制度希望减少类似纠纷，且出台前咨询过法律专家，并进行过多次调研。
(8月22日《新京报》)
景区出台“有偿搜救”制度，无论是在法律环境还是舆论环境上，都已经没有太多阻力。《旅游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有媒体曾在今年2月份推出一份调查问卷，超七成受访者支持景区对“违规遇险救援”收钱，超六成受访者认为有偿救援后还需要罚款。
“有偿搜救”为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是因为近年来，驴友任性涉险的新闻屡见不鲜，浪费了大量的公共救援资源。人们希望“有偿搜救”能震慑某些任性的驴友，告诉他们没有“免费的午餐”，倒逼他们遵规守纪。不过，现实情况往往有其复杂之处，“有偿搜救”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将背负道德压力。
如2016年10月，山东男子石某跟随团队违规穿越至亚丁，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同伴向景区求助。然而，在了解景区“有偿搜救”制度相关条款后，他们出于对搜救费用的担心，没有选择专业的“有偿搜救”，而是与景区派出所取得联系。当景区派出所等组成搜救队伍找到遇险团队时，石某已因高原反应严重，疑似引发并发症离世。
类似这种受困驴友担心救援费用的情况，无疑将让景区陷入两难：如果坚持“有偿”，不出动救援，就让求助者不能得到及时的专业救援;如果即便对方不付费，也仍然出动救援，那么“有偿救援”制度就不可能坚持下去。显然，为了破解这样的两难困局，“有偿搜救”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完善配套机制，进一步精细化、制度化。
首先从法规层面就有必要对“有偿救援”机制进一步细化规定，建立相应的法规来规范“有偿救援”。比如可以规定救援费用按比例分摊，驴友和公共财政各承担一部分，既能警示驴友，也不致让驴友因担心费用不敢求助“有偿救援”。
其次旅游主管部门要敦促景区提高管理水平，从源头上加强对违规探险活动的遏制。如要求景区多设立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加大工作人员巡查力度，对于驴友违规探险要发现一起曝光一起，以起到警示作用;在部分事故多发景区加强“驴友”探险备案制度，对“驴友”探险活动进行指导，并对“有偿救援”提前进行契约确认，等等。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有偿救援”机制的建立时间还不长，不宜立马就全面铺开，不妨让几个先推出的景区多探索尝试，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配套措施完善的情况下，再谈在全国各地景区全面实施的问题。
来源：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