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将加强有偿补课的专项整治，教师须签订自觉抵制有偿补课承诺书。”记者19日从合肥市师德师风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合肥将制定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将师德考评放在考核首位，严禁有偿补课。(3月20日中新网)
安徽合肥教育主管部门最近给师德师风“划红线”，并列出有偿补课等13条“负面清单”，作为在教学一线工作30年的老教师，笔者对这些“红线”和“清单”的“治疗效果”并不看好，由于种种原因，有偿补课早就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其实，教育部早在2014年就出台《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即著名的六条“严禁”，明确规定：“严禁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进行有偿补课;严禁中小学校为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提供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信息;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他教师、家长、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可是这些看似非常严苛的“禁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就走了样。
六条“禁令”之所以刹不住有偿补课之风，问题首先出在现行的考试选拔制度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一卷定终生，多考一分，刷掉千人，而要想考出高分，除了没日没夜地苦干，没有任何捷径，这就为少数教师尤其是语数外教师补课发财提供了可能。其次出在现行的考核评价制度上。地方政府考核教育局领导政绩、教育局领导考核基层学校校长成绩、学校校长考核一线教师业绩，包括家长评价孩子学习优劣，其依据都是中考和高考的分数，都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可是在分数决定一切的现实语境下，分数又何尝不是地方领导、局长校长教师家长的命根?再次出在执行层面上。“禁令”虽然规定“对违规违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件要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但因为缺少具体执行细则，教育主管部门查处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师德师风问题，如何下得了手?最终内部问题只能内部解决，真正被处分的违规教师凤毛麟角。
这就不难理解，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虽然大会小会痛斥有偿补课行为，却对身边熟悉的教师或小区里补课现象视而不见，不难理解一些学校校长明明知道本校哪些教师靠有偿补课买了别墅与豪车，也装作毫不知情，不难理解明明送孩子补课已成为不少家庭最大的开支，可是不少家长自己节衣缩食，却舍得为孩子补课一掷千金，更不难理解虽然家长对有偿补课又爱又恨，却少有人“恩将仇报”向教育主管部门实名举报了。
在这种语境下，又有谁能刹住愈演愈烈的有偿补课之风?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减负工作，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从五个方面推进减负，其中第四条讲的就是教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陈部长所痛批的“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现象，正是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窍门所在。如果教师课上把该讲的都讲了，哪里还有“下回分解”的东东呢?
有偿补课看似教育问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如果不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彻底改变现行的考试选拔制度和评价考核体制，就算教育主管部门划再多的“红线”，列再多的“负面清单”，都无法刹住有偿补课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