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谈“洋务先知”郭嵩焘
孟泽 通讯员 摄
郭嵩焘(资料照片)
郭嵩焘自题像诗(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专家简介
孟泽，知名学者，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著有《有我无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广陵散》《君自故乡来》等专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立足全面对外开放的今天，回望来时路，在清朝末年国门被洞开之时，有一个湖南人的经历跌宕起伏，其命运与国运同沉浮，留下几多慷慨!空余几许悲切!他，就是晚清首任驻外公使，被誉为“洋务先知”的我省湘阴人郭嵩焘(1818-1891)。在他诞辰二百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郭嵩焘研究专家、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孟泽教授。
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
湖南日报：教授好。在我们一般的传统认知里，郭嵩焘的形象比较暗淡。但早在2009年，您就出版了郭嵩焘的传记《洋务先知——郭嵩焘》。能请您简单介绍下您为郭嵩焘立传的初心是什么吗?
孟泽：郭嵩焘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与人格魅力。
郭嵩焘曾经协助曾国藩办理团练，参赞僧格林沁军务，巡抚广东，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亲历者，又“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出使英国。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有关“洋务”的见解。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社会的检讨与未来中国的认识，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他的见识与作为，常常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正如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
郭嵩焘之所以“自负与固执”，我认为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源于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源于他对于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热切期待和瞩望。这是弥足珍贵的，或许是我为他“立传”的初心。
从对于当时世界认知的全面、准确、客观、深入程度等方面看，郭嵩焘堪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湖南日报：我们都知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从来是指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可您却说郭嵩焘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为什么?他们俩的“看世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孟泽：其实也有人把林则徐看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但他对于当时世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传统士大夫式的。至于魏源，确实有理由被我们称作“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郭嵩焘就曾经在文章中肯定过魏源作《海国图志》的用意。
但是，从对于当时世界的认知的全面、准确、客观、深入程度，从躬身洋务、亲炙西方的特殊履历，从面对西方文明的自如心态等等方面看，我以为，只有郭嵩焘堪当“睁眼”二字。因为，在林则徐、魏源的文字里，西方毕竟仍然是几近于“妖魔”的，“夷夏之辨”也完全不可动摇，他们并没有将之作为对等文明来看待，这与郭嵩焘不可同日而语。
近代中国从“洋务”发端的社会变革，其动力和阻力，离不开“利益”与“观念”的驱使
湖南日报：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郭嵩焘在出使英法的过程中，“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既使自己成为中西沟通的桥梁，又不见容于一些抱残守缺者，“频滋物议”。这究竟是文化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剧?
孟泽：按照汪荣祖先生的说法，郭嵩焘的“挫折”，象征着近代中国的“挫折”。这种“挫折”，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无知与颟顸，也无法单纯归结为“文明的自负”。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转型，本不是一件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其中充满了认知的障碍、人事的舛错、价值观的混乱。郭嵩焘屡被“骂名”，以至被指为“汉奸”，就是因为他超越性的前瞻，以及由这种前瞻可能带来的作为，不仅会触及利益、观念，甚至会触动整个民族根本性的文化心理。
简单地看，近代中国从“洋务”发端的社会变革，其动力和阻力，显然都离不开“利益”与“观念”的驱使。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以皇权为中心的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以及与此相一致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洋务”的方向和范围。清廷之所以对于“洋务”首鼠两端，出于“利益”的考量，也出于“观念”的相持。
“洋务”的兴起，原本就是对既定的皇权政治的挑战，“洋务”的目标自然必须限定在“皇权政治利益”可以接纳的范围，也必须限定在支撑这种利益的观念体系之内，即“洋务”只能是“末务”，而不能是“本务”。郭嵩焘之后，晚清所谓“中体西用”的学术表述，在某种意义上正可以看成一种政治表述，是“妥协”的结果。从这种“妥协”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尤其是宋、明以后，“夷夏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国人的“天下意识”与“国家观”。因此，观念的变革，显得尤其重要。郭嵩焘强调，中国圣贤讲究的“三达德”:“知”“仁”“勇”，其中“知”最重要，没有正确的认知，“仁”和“勇”将无所可为，甚至出现背反。这是独具一格的。
郭嵩焘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有“湖南人的精神”的某种核心意蕴
湖南日报：近代以来，有一种被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的文化现象一直广受关注。所谓“湖南人的精神”，有学者认为，就是天下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精神的完美融合。作为一个湖南人，郭嵩焘的身上，有没有体现出“湖南人的精神”?
孟泽：湖湘人文在近代蔚为大观，其中彰显在出类拔萃者身上有豪情，也有悲情;有感性、诗性，也有理性;有极端的功利，也有极端的浪漫;有充满野性的朴拙，也有精明务实的机巧;有少见的认真，也有少见的灵乏;有随机，也有刻版，有极端的真诚(精诚所至)，也有极端的虚伪(大奸似忠)。但其主流，我认为就是天下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精神的完美融合。
当然，趋向“两极”而同样固执的认知、判断和选择，基于“性情”。基于“性情”中流淌的蕴藏于湖湘水土的浩然之气、生猛之气、蛮荒之气。这种性情，不同程度地表征在湖湘近代人物的生涯中。
这，可以从郭嵩焘的作为中找到说明。郭嵩焘孜孜不倦以天下家国为念，晚年骂名遍天下，犹不惜印行《罪言存略》，希望“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为此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他甚至沿用张居正的话说，自己“愿身化为稿荐，任人溲溺其上，终教人凭以安寝而已”。此种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有“湖南人的精神”的某种核心意蕴。
近现代湖南百年荣光里，少不了郭嵩焘的“光辉”
湖南日报：省文史馆馆员、船山学社社长王兴国先生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开放包容，成就近现代湖南百年荣光。”如此，作为“洋务先知”，“湖南百年荣光”里，郭嵩焘是否也有他的“光”闪烁?
孟泽：从今天的视角看，湖南“近代百年荣光”，当然少不了郭嵩焘的“光辉”。他同样秉承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尤其秉承了湖湘理学所强调的“傑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不惜“以死自担”的精神，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检讨历史，面向世界，由此出发，择善固执，绝不动摇，以致最终像汪荣祖先生所说的，“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也许，真的只有湖南人才会这样“霸蛮”到舍生取义，不计功名富贵。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
湖南日报：您在《洋务先知——郭嵩焘》中说，“严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启蒙者的生涯，从与郭嵩焘的交往中开始”，这里面有什么精彩的故事?郭嵩焘对五四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影响在那些方面?
孟泽：严复在郭嵩焘作为英国公使时，由福建船政学堂派往英国留学，时在1877年，郭嵩焘在与那批留学生的交往中，发现严复的见识，尤其是关于中西方文明的见识最好，如果让他仅仅学一些造舰驾船的知识，回国后管带一船，会是大材小用，他希望严复能对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学成后可以为国家办理外交事务，为沟通西方做出更多贡献，于是设法延长了严复在英国的留学时间。严复日后在启蒙事业上的作为，证明郭嵩焘对于他的赏识绝非出于私心与偏爱，也延伸了郭嵩焘对于西方的开通视野。郭嵩焘晚年与严复鱼雁不断，郭嵩焘去世，严复作挽联，以身负“谣诼”却“九死其未悔”的屈原比拟郭嵩焘。
郭嵩焘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认为他主张“全盘西化”，显然是天大的误会
湖南日报：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说，郭嵩焘最后竟然获得“汉奸”的骂名，原因或者教训是否就在于“全盘西化”观所致?
孟泽：以郭嵩焘的出身和教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他也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就是一切的楷模，因此，认为他主张“全盘西化”，显然是天大的误会。郭嵩焘作为“洋务先知”的见识，说起来似乎复杂，其实很简单，最根本的一点便是，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为洪水猛兽时，郭嵩焘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洋人之与吾民，亦类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务者”。这样的见识，大约在1855年他见识上海英法租界“洋泾浜”之前，就已经形成。这就是先知吗?是的。曾几何时，汉民族开始以“夷夏之辨”建立自尊，在韩愈的文章中，已经把“禽兽夷狄”作为一个词来使用。而在郭嵩焘看来，即使上古时候，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非有划然中外之分也”。郭嵩焘的说法，颠覆了多少年来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自然，这样的认识带来更多的是惊悚，而不是认同。
郭嵩焘超出同时代人的另一个方面的见识，是关于商人、商业的。
郭嵩焘认为，商人跟士人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显然会多所冒犯。古代中国，虽然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但在主流文化里，“商”一直多负面性含义，所谓“无商不奸”。郭嵩焘对于商人的认可，可能和他的身世有关，他们家曾经富裕，有一项营生就是借贷，他一定见识过商人的精明与慷慨，商人创业的勤勉与艰难，因此面对商人没有道德主义的洁癖。而且，从出道开始，他就替曾国藩理财，尽管持身俭朴，律己严苛，但懂得流转的必要，懂得交换的好处，懂得钱能生钱的秘密。
他意识到，“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仅此一点，西洋之入中国，就是无法阻挡和拒绝的，这是商业的逻辑，比强权的政治逻辑更加持久有力。出使之后，郭嵩焘更觉察到，西洋的商人与政府是互动的，商贾“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政府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保障商业从事者的权益，为商人提供便利。
我们需要通过对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创造，重建人的主体性、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湖南日报：时至今天，地球已经是一个“村”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立足当下再去“品读”郭嵩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呢?
孟泽：如何建构被颠覆的文化自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如何在普遍性的世界潮流中获得延伸，如何既不封闭又不瓦解，既不自闭自恋又不自卑自残，如何不再是“走向世界”，而是完整地“拥有自己的世界”，或者说，拥有自我及其世界的完整性，如何重新打量和安排非古典的“天下”，这是一个既关涉到历史选择也关涉到现实选择，既取决于历史遗产也取决于现实创造的重大命题。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倾斜”的，不平衡的，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人心。古典的“天下观”以伦理关系建构国家关系，讲求情感的依附而缺少理性的权衡，没有平等的人格和独立完整的尊严。已经不能对应也无法处置眼前的世界。
郭嵩焘悲剧性的生涯，他的个性和思想，正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倾斜关系中展开和呈现的。他最早意识到这种倾斜，并且试图通过自我唤起以及由此带来的适应与改善，来最大限度、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但是，他所面对的，也许不是一个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改变局面的问题，照他的话说，这同时是一个“有本有末”的问题。只是晚清当轴者的势利和昏迷，凸显了其中的困局和悲情，使得哪怕是策略的改变与改善，也极其艰难，让人痛心不已。
毫无疑问，近代以前的中国，并非“蛮荒”之地，即使相比于西方工业文明，它也是一种堪称系统的文明形态，其文化所内含的世界观和生命观，并非空穴来风，并非用“前文明”“潜科学”“前宗教”的名义可以一举清算干净。因此，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至今不能是一种可以简单替换的关系，简单的替换似乎也不能解决它的问题。它的改变，必须是一种带着自己的基因和元素的新的嫁接、生长和自我发育，这种改变至今是未完成的，在固执与妥协之间，充满焦虑、挫折与不安，自然也充满希望。
而对于我们来说，已成的历史，当然需要尊重，未成的历史可能性，则更加具有启示性。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需要有所作为，我们需要通过对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创造，重建人的主体性、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如此，则属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就绝不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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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洋务”事略
孟泽
郭嵩焘，清末外交官，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之一。他曾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单单船坚炮利不可以自强，并主张民办企业。为当世宣传变法的先声，却不被人所理解、容忍，甚至于被诋毁。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滞留北京，舆论以郭嵩焘的出使，为国之奇耻大辱。在家乡长沙，参加乡试的诸生，对郭嵩焘痛加诋毁，聚集玉泉山，要烧毁郭嵩焘支持修复的上林寺(谣言说其中有洋人居住)，还扬言要捣毁郭家住宅，郭氏一门大为紧张。读书人中，流传专为嘲骂郭嵩焘所作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1876年末，郭嵩焘出使英国，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自以为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但是，《使西纪程》印行不久，就在国内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对，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此书一出，“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这是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言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
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副使刘锡鸿劾奏郭嵩焘“三大罪”“十大罪”，如对洋人“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包括见到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君主致敬;包括对于西洋风俗“摹形肖色，务欲穷工，不以忘本为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所谓“罪状”，在今天看来都是笑话。
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在长沙逝世，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郭嵩焘学行政绩，请求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请赐谥。朝廷谕旨：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