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仙居男子吴某应朋友邀约参加聚餐，喝醉了酒被朋友独自留在车中，几小时后竟不幸身亡。意外发生后，吴某家属将当天聚餐的10人一起告上了法庭，索赔30万余元。近日，当地法院审结了这起生命权纠纷案，认为张某作为饮酒邀请者，明知吴某酒后摔倒处于昏睡状态，而没有将吴某安全送回家或送往医院治疗，其行为违反了对自己所邀请的朋友的必要帮助和关照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酌情由张某承担10%，赔偿吴某家属6万余元。其他同饮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半岛晨报12月18日)
作为成年人，酒后出现任何意外，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没有任何疑问。至于一起吃饭的人，要不要承担责任?越来越多的判例表明，答案是肯定的，甚至连没劝酒、没喝酒的人也可能要承担责任。
这是此前发生在山东淄博的一条新闻：张某与9名同事聚餐喝酒，饭后已经醉酒的张某执意自行驾摩托离开，结果出事身亡。事后，其亲属对其余9人提起诉讼，当地法院判处9人各赔偿9800元。这几人表示大家并未主动劝酒，酒后又极力劝阻只是未劝住，但法官表示，他们均未能实际有效劝阻张某，也没有履行护送、通知、照顾等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该过失行为与张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难怪有人说：“喝酒有风险 聚会须谨慎。”只要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论你劝没劝酒，不论事后有没有提醒其不要酒驾，一旦有人酒后出事，自己就要担责?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从过往案例来看，法官主要看实际结果——没劝住也不行，也意味着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就是有过错，就应担责。事实上，这些应尽的注意义务包括很多，譬如劝阻、通知、护送、照顾等，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能让跟你一起喝酒的人出事，就算是拦不住，出了事也要担责。
对于同饮者担责的法律界限，法律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多是按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进行判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而言，大概有四种情形：一是强迫性劝酒，二是明知不能喝还劝酒，三是未将醉酒者护送回家，四是未阻止酒驾行为。然而，现实是复杂的，如果说劝酒还能主动规避，那么后两种情形就很难认定：醉酒的标准是模糊的，有人“千杯不醉”，有人一杯啤酒就上头，有人醉的表现特别不明显，有人虽然喝了酒，但出事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醉”……同时，阻止酒驾是一个结果，如何知道当事人是否开车来?酒席上彼此不认识怎么算?当事人不听劝怎么办?如果当事人承诺不开车，事后又偷偷酒驾怎么办?难道只要喝了酒，就必须要等家人来接?毕竟饮酒后互相送也是危险的。
此前的判例已经表明，作为同饮者，不仅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也要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照顾醉酒者，通知其家人，这些不仅是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既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意外发生，也能在事后规避自身的责任。只是，这些注意义务不应是无限的，更不应是模糊不清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尽可能详细地告知公众，做到了哪些就可以不担责，而不是只要结果不好就要“连坐”。在道德和法律，义务和责任之间，界限在哪里?显然要看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在很多国家，同饮者具有提醒义务，但通常不承担法律责任，而与酒驾人同车者应当一同接受处罚，区别就在于后者眼看着违法行为发生而未制止，道德义务已经上升到法律责任的层面，是一种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对类似判例的惊讶与不解，正是普法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更使得很多人觉得无所适从，甚至让同饮似乎变成了一件高危的社交活动。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亟需有关部门明确界限，让公众知道有些判决并非“和稀泥”，有些责任事先完全可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