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双十一又临近，但是情况可能会出现变化。10月24日，在媒体行业影响力颇大的新京报刊发了一篇名为《“一键锁后台”考验电商新零供关系》的文章，披露了近期一些专家学者组织《电商平台与竞争政策》研讨会吹风，探讨新零售下电商平台与入驻供应商的关系。在这次研讨会之前，电商平台和入驻商家的矛盾已经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
对平台方锁后台控库存而要求商家参加促销活动，虽然不能轻易定性为霸凌行为和霸权表现，不过动不动“一键锁后台”，还是未能顾及对方的感受。毕竟，商家进行降价促销，或者按照平台方统一制定的活动政策，参与其间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造成一定的损失。正常的逻辑是，商家在权衡利益后，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而作出决定。即便平台方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也应当是协商而非技术性控制。
“一键锁后台”带有极大的强迫性，打乱了商家正常的经营安排。商家选择表达愤怒并发表退出声明，显然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霸权”的声明又让京东难以接受，一场名誉权的诉讼，亦将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并引发了新零售下，电商平台与入驻供应商之间，如何建立和谐共赢关系的思考。
矛盾的深层原因，还是法律规定缺位，导致对责权利的约束力度不足，从而为所谓的“店大欺客”埋下了隐患。在电商平台还很弱小的阶段，入驻供应商还有很大的议价权，成为平台共同的打造者和合作者。一旦平台方日益坐大并具有了强势地位，双方之前的合作关系，也会由服务而转向于管理。在垄断的行业格局下，平台方具有绝对的话语权，除非入驻的供应商也具有行业龙头地位，其他中小企业的利益很难获得保障。
套用“此路是我开”的俗话，电商平台完全可以称“平台是我办，规矩由我立”，并拿格式化条款为自己开脱。虽然《反垄断法》、《反不竞争法》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平台方权力有所限制，不过，对强制商家做选择，强制商家参加促销，甚至锁定商家的后台，直接锁定价格，强制商家参加活动的行为，却没有具体的定性，也未能赋予商家更多的议价权。当然，规制方面的缺失与模糊，也让政府监管难以有效实施和发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电商平台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和监管来弥补，使市场主体之间建立平等和谐的关系，而非此强彼弱的服从与支配关系。目前，众多电商的盈利模式，还是以向入驻商家收取相应的费用为前提，跟传统的线下渠道入驻超市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线下商家所面临的困局线上同样难以避免，并与建立新型和谐的零供关系，出现了巨大的不协调。
在很多发达国家，虽然不能根本消除“店大欺客”或者“客大欺店”的行为，不过却能很好的预防和及时的干预，甚至可以祭出强制拆分的大杀器。中小企业或者商家的利益难以获得保障，在权利的博弈中处于下风，关键在于法律为其赋权太少，使之缺少自我保护的利器，并对平台方形成震慑与抑制作用。假若法律明确规定，“一键锁后台”属于违法行为，并为此造成的损失付出代价，平台方恐怕没有反诉的理由与底气。
目前，行内外经过激烈的讨论，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传统电商在不断做大做强后，与入驻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应当更加紧密，并由管理型和支配型，向赋能型、服务型、开放型和合作型进行转变，在尊重商家自由权和自主权的基础上，通过优质的服务以达到“筑巢引凤”的扩散效应。
在巨大的路径依赖下，实现电商模式的升级并不容易。这需要通过法律的完善和监管的跟进，不断优化外部环境给予促进。构建电商新零供关系并非一个市场议题，更是一个法治命题和社会问题，毕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旦失去控制，最终受损的是市场活力与消费者利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维市场公平与正义，不靠恩赐而靠赋能与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