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文章《老娘我做错了什么，要陪孩子做作业……》迎来众“一线爸妈”的集体吐槽:“陪儿子写作业到五年级，心梗住院，做了两个支架…”;“每次写作业整个小区都是我的咆哮…”，更有抱怨“除烧菜做饭洗衣抹地，还要精通‘语数英史地政物化生’”……
集体吐槽的背后，是无奈却又不得已为之的现实。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陪读现象，是很多家庭真实而又痛苦的勾勒。据中国社科院相关统计显示，我国36.8%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的现象，而覆盖面涉及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硕士、博士阶段。
但是，导致“陪读大军”出现的绝不只是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更多的源于社会发展变革引发的社会文化与大众心态，价值观、成才观以及城镇化进程速率等公众观念和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
当一支支壮观的陪读队伍，在这个特殊时代应运而生，甚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趋势在迅速壮大的同时，我们更多的应该思考如何去均衡有限的资源。当然，这个伴随时代发展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因为当公共资源的布局对家长们的心态和选择产生影响的时候，其实壮观的“陪读大军”也在反作用与当地教育发展或者资源分配。如此在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影响下，给彻底解决“陪读现象”带来了困难。
家长们渴望优质教育资源，进而集中扎堆于某一地区，反过来因为优质生源而催生教育资源，公共福利分配的不均衡。长此以往，依赖于“陪读大军”小商贩骤然增多，学区房以及高房租现象越发严重。
其结果就是，因为陪读，这些父母们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学生教育的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以及无形的社会压力。而要缓解这一怪现象，既需要社会层面的公共资源合理布局，更需要家长们树立科学的教育引导理念。不可否认的是政府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互联网教育和师资力量的培训上不断创新手段，让更多的父母能够从“陪读”中解放出来，有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这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这就是说，需要厘清责任分配。因为陪读，家长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或者担忧的过度放大，容易使孩子在溺爱中或者过度关爱中失去自我，退化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相关部门就应该担起自己的胆子，让家长教育的归家长，社会责任的归社会。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父母不顾一切的投资，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和示范效应，给予教育本身不能承受之重。尤其是在脱离社会保障和经济来源等不稳定条件下，这样豪赌子女教育的个人选择有其理性的因素。但若是将其放在一种集体现象下审视，却又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非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