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
《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近千年，最重要的应该是文中表达了作者的忧乐情怀。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它将与这个民族共始终。
一、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和“乐”之间，恐怕更多的是“忧”而不是“乐”。他说自己“进亦忧，退亦忧”。进之忧在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退之忧在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进退，都是“忧”。所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自然也并不排除“乐”。不过，“乐”总是短暂的，而“忧”却是永恒的。有忧患，总是因为看到了问题的存在。找到了问题所在，就要想办法解决它。问题解决了自然可“乐”。所以，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而言，“乐”是建立在引人“忧”的“患”的摆脱和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乐”是以“忧”为前提和基础的，先有忧，然后才有乐，这是“先忧后乐”的一层内涵。“先忧后乐”还有一层内涵，那就是在别人还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你先发现了问题，因而先行忧愁起来，这就是“先忧”;要等到所有人都感到问题解决了而高兴起来，解决问题的人最后才能高兴起来，这就是“后乐”。若不是“后乐”，问题解决到一半，你以为完全解决了，先乐起来，必定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实际上，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而言，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一个接着一个。即使是都解决了，大家平平安安，也还得“居安思危”。“安”是能给人以“乐”的，可偏偏要去“思危”，这就是“忧患意识”，还需要防患于未然。
二、忧患意识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与民族精神相连的。家国利益并非总是与个人利益一致，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真正的忧患意识要求放下个人利益和个人忧乐。“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这种忧患意识当然并非始于范仲淹，早他两千年就已经有了这种精神。《易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对忧患意识的叙述。《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尽管文王是否作《周易》在学术上存疑，但《周易》主体部分成书于商周之交这是得到了学术界大体一致认可的。《周易》颇多戒惧危疑之辞。同样，《诗经》中描写商周之交的许多诗歌，表达忧患的诗句亦所在多有。那些诗人、那些知识分子忧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国计民生，是家国天下。这大概就是我们民族“忧患意识”得以产生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曾断裂而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三千年的“忧患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忧患意识”早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民族精神。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像叶剑芝这样的干部，他们心系天下，心忧天下，他们的“忧患意识”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他们正是“中国的脊梁”。
三、民族精神的时代性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必定是可以作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来发挥它的作用，来帮助这个民族绵延和发展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忧乐情怀和忧患意识也有它的时代性。一方面“忧患意识”的内在精神与历史时代一脉相承，又被赋予新时代新的内涵和特点。
新时代的“忧患意识”有什么样的新的内涵和特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忧患的主体方面。中国共产党担负执政的使命，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是忧患主体，爱党必然“忧党”，从而要求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官员做人民的公仆。二在忧患的对象方面。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而“爱党”应该表现为“忧党”，忧党就是忧民。
总之，走出狭隘个人利益的家国意义上的忧乐情怀，实质上是一种作为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在新时代，“忧患意识”需要继续发扬，需要有新的内涵和特点。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民族复兴才有可能。(执笔：陈仁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