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包含“忧”与“乐”、“先”与“后”两组对立性的概念，但它的重心不是忧与乐的孰轻孰重或者孰先孰后，而是“天下之忧”与“天下之乐”。范仲淹所推崇的“忧”是“天下之忧”，“乐”是“天下之乐”。虽然不是抑制个人享乐的禁欲主义，但这样一种忧乐观念毕竟将自我的“小忧乐”融入到了天下的“大忧乐”之中，从中折射出的是一种将天下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埋藏在心间的悲壮情怀。在此意义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宣扬的其实是一种以天下和百姓为中心的大公无私精神。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今天，这种忧乐天下的精神则生动地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和担当意识。
(一)
以天下之忧为忧、天下之乐为乐的呐喊虽然由范仲淹发出，其中所传达出的心系天下的精神却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在诸侯争霸、纷争不断的先秦社会里，无论是坚持“为仁由己”的孔子，还是标榜“兼以易别”的墨子，都为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安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品格在他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
在儒家，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精神体现为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品格。当满腔的治国热情在鲁国大受挫败之后，孔子便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生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孔子及其弟子虽然历尽磨难，但他始终未曾改变通过游说诸侯国以实现国家治理的初衷。孔子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而这一远大理想如同一盏明灯指引他坚持不懈地行走在游说列国的漫漫长路上。对于孔子的行为表现，石门守城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谓确当的评价。“知其不可”透露出孔子政治理想实现的艰难性，而孔子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然而，面对困难，孔子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迎头而上、知难而进，由此可见孔子忧乐天下的责任与担当。
在墨家，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精神体现为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牺牲品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本是孟子对墨子“兼爱”的批评之语，他将“兼爱”理解为一种无差等之爱，认为它必然导致忽略对自己父母的爱，因而被视为“无父”“禽兽”之举。我们如果暂且抛开孟子的批评，仅从墨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忧心现实的心情来考虑，便不难发现，墨家的“十论”学说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弊病而提出。其中，“兼爱”“非攻”是为了解决国与国之间互相攻伐，家与家、人与人之间互不相爱的混乱状况;“节用”“节葬”“非乐”针对的是国家挥霍无度、百姓财用不足的困境;“尚贤”“尚同”致力于国家管理模式的高效和有序;“非命”“天志”“明鬼”则从精神层面为国家和百姓的安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墨子的理想是实现国家富、人民众和刑政治，正是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之下，他开始了栉风沐雨的奔走。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墨子甚至可以连续行走十日十夜，只为消除国家之间的纷争。由此，一个为天下，为国家，为百姓甘愿付出与牺牲的人格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
孔、墨二者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而这种意识和精神尤为体现在湖湘文化之中。
在两宋湖湘文化繁荣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情势，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即展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们深刻反思如何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问题，慨然以济世救民为己任。无论是身居朝廷，还是退处山野，他们都尽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实政治，直言劝谏，不畏权贵，为抗击外扰、改革弊政以及救亡图存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当时空谈性理渐成潮流的环境下，湖湘学派这种关注现实的作风可谓一缕清新之风，从而将儒学本身具有的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充分显扬出来。而后，这种精神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并一直绵延至后世。
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敌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湖湘大地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像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等甘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而奋力抗争的人士。曾国藩所言“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表达了他勤俭修身以救世济民的伟大抱负;谭嗣同的“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则将他勇于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牺牲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
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忧乐精神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不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以国家和人民为中心的牺牲与奉献精神都始终是最核心的内容。今天，我们将平江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树立为忧乐精神的典型，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他长达十几年的扶贫经历中感受到他的责任与担当意识，而这种责任和担当就是忧当地百姓之忧、乐当地百姓之乐，全心全意地为当地百姓作贡献。(执笔：吴晓欣)
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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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芝是当代共产党人忧乐精神的典范。把握和学习叶剑芝忧乐精神，需要对其源头活水的屈原贾谊的忧乐精神及其深刻内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
屈原和贾谊是中华忧乐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福祉作不遗余地的奋斗求索，同时也有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深刻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其政治抱负不被见用而遭放逐的困难情境下，他们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国家民族。因此，屈贾忧乐精神的实质是忧国忧民以及对美政善治之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他们精神上感觉到的快乐是美政善治的理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而所生发的忧虑、忧患则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百姓生存状况的不尽忧思和高度关注。
屈贾忧乐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境界高远的精神和价值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屈原、贾谊心志中所表达出来的忠诚，不仅指对国君的忠诚或曰私忠，更集中地眷注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忠诚即公忠。而且这种忠诚即便在“虽九死”的情况下也“其犹未悔”，不改初衷。其二是对真理道义的上下求索之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征的是屈原孜孜以求真理和道义的心曲。正是这种上下求索使屈原、贾谊能够形成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精识睿智，也因此他们能够提出比较具有超前意识的治政方案。其三是对庶民百姓的高度关切之情。屈贾忧乐精神有着对庶民百姓生存境况的深深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其忧民情怀的生动展现。贾谊《治安策》《过秦论》等中亦有对如何减轻百姓负担使其能够休养生息的精湛论述。其四是对美善人格的倾慕向往和矢志护卫之节。屈原不能接受渔父“与世推移”的劝说，坚持认为放弃人格的历练和精神的追求无异于自我毁灭，他“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怀沙》)。这种执着地守人格之清、全人格之节彰显了屈原精神气节的高岸和伟大。
二、屈贾忧乐精神对湖湘文化和精神的深刻影响
屈贾忧乐精神生发和传延于湖湘大地，湖湘大地因生发和传延屈贾忧乐精神而被称为“屈贾之乡”。“屈贾之乡”是与屈原、贾谊忧乐精神的生发、传播、绵延与弘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屈贾忧乐精神犹如一道精神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亦如文化基因在文化递嬗和社会演化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生成一种一以贯之的伦理气质、源远流长的伦理精神。
北宋时期，范仲淹作的《岳阳楼记》进一步凸显并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范仲淹虽然不一定到过湖湘大地，但是他对湖湘大地生发和传延的屈贾忧乐精神却有着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认同。《岳阳楼记》继承并光大了屈原和贾谊的爱国忧思，而其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观念和忧乐情怀则成为湖湘文化历史的坐标和涌动的潮流，将屈贾忧乐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明清之际，王夫之自称“生于屈子之乡”，以“旌三闾之志”，亦即以发扬屈原的精神为自己理想性的追求。王夫之的“埋心不死留春色”以及“孤忠独抱”、船山顽石之志是对屈贾忧乐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中国，命运坎坷，国家多难。湖湘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仁人志士。左宗棠早年慨然有天下之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忧乐情怀跃然纸上。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深受屈贾忧乐精神的影响。在长沙求学期间就时常品读屈原、贾谊的著作，推崇《楚辞》，酷爱《离骚》，并对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很感兴趣，对屈贾忧乐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三、屈贾忧乐精神的时代价值
屈贾忧乐精神因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理想信念的孜孜以求以及对高尚人格的倾慕而有其不朽的精神价值。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党发扬先进性，永葆自身的朝气与活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只有在党忧党，永远注目于党的建设，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具有重要的精神陶铸和价值支撑意义。要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需要攻坚克难的问题不少，尤其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更是一场等不起、拖不得的攻坚战，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应对解决。
新时期弘扬屈贾忧乐精神，对于我们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挑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风险系数不断加大，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意识，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观念，并在实际生活中敢于担当、敢于奉献，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执笔：王泽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