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上海人徐为，在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一住就是15年。从2012年起，自我感觉“病情没有反复”的徐为，开始尝试出院，没想到却屡屡受阻。2013年5月6日，徐为以“侵犯人身自由”为名起诉自己的监护人和青春康复院，并要求出院。
这是我国《精神卫生法》正式施行后，依据该法起诉到法院的首起案件，在经历两次败诉后，终于因为一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鉴定，让他的出院有了转机。从2012年算起，为了出院，已耗去他五年的时间。
不同于一般的疾病治疗，精神病治疗有着它特有的复杂性。也正是缘于它的复杂性，《精神卫生法》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在关于精神病出入院问题上，该法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规定，比如，治疗的自愿原则，同时也规定了一些必须强制住院治疗的情形——一是被诊断为严重的精神病障碍患者，二是之前发生过自伤或伤他的行为，并且依然存在未知危险的，两者缺一不可。
而在出院的条件上，则显得宽松，可以用来佐证的是，即便是医院认定不宜出院的，只要患者或监护人要求出院，医院在记录告知过程、提出医学建议后，经患者或监护人签字确认，便可以实现。这一紧一松间，也足见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逻辑——优先保障患者的自由。由此看来，精神病患者要结束“疯人院”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阻碍，那么，徐为的“飞越疯人院”之路何以如此漫长?
当然，徐为在何时适合出院，我们并不能以他个人的自我感觉为依据。但对他提出出院诉求，是任何人都不能无视的，医院方面只要对其病情做出鉴定，依法回应徐为的诉求即可。然而，医院却让人诧异地抛出了“谁送来谁接走”说法，把监护人是否同意作为出院的唯一标准，相关法条成了完全的摆设。
第一道关口被卡死后，徐为选择了诉诸法律。以《精神卫生法》为支撑，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似乎应该可以迎刃而解了。然而，经历法院的一审、二审，徐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驳回。需求法律途径解决，当然并不意味要给当事人最满意的答复，个中的遗憾是，法院方面以徐为“有限的民事行为能力”，拒绝了他的出院请求。换言之，精神卫生法设定的出院条件，并不能成为徐为寻得自由之路的兜底保护。直至司法部鉴定中心给出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结论，才让徐为的出院真正有了可能。
如此漫长的等待，徐为终于等来了自由。但是，一个公民的自由，要付出五年的代价，这真的是他的胜利吗?一部专业细致的成文法，要让位于一纸鉴定书，这真的是法治的胜利吗?这中间横亘的，到底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又该如何破解?如若不能破解，这只是不幸徐为的“万幸”，类似“被精神病”的尴尬，仍将继续存在。
于此而言，贴上“第一案”标签的徐为案，其法治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但是，从公民权利和法治精神来讲，这条“飞越疯人院”之路，依然漫长。评论员高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