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视障女生小倩(化名)对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过去大半年，她为了能用盲文试卷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尝试了很多办法，起诉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小倩就读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目前是一名大四学生。临近毕业，班上多数同学打算找一份按摩的工作。小倩不喜欢按摩，她要报考普通高校的心理学研究生。(5月16日《新京报》)
视力障碍患者小倩对于案件的输赢没有把握。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输赢对我其实不重要，我就是想要一份试卷，让今天的我和以后的视障人能够考试。输赢并不重要，只是无奈的叹息而已。在小倩的内心里，还是希望这起官司能够胜利。这场官司不仅为自己在打，也是为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视力障碍患者在打。
无论结果是什么，无论是输还是赢，都是一种胜利。一方面来说，一个个体能够因为某种现象起诉教育部，原本就是司法的一种进步。一方面来说，即使官司输了，可是“要一张盲文试卷”的诉求却被社会知道了，却被教育部知道了，却被专家知道了。这么多人知道了“要一张盲文试卷”的诉求之后，就能引发思考，就能引发讨论。可以推进“盲文试卷进校园”的进程。
让视力障碍患者进入高等学府，是一种教育接受度的进步。要是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最大的障碍，体检关都通不过，会以“没有视力”或者“视力低下”的理由拒绝进入高等学府。这种细致化的关怀是一种温暖。但是，教育教学是不是能够依据不同群体，实现更细致化的对接?
就像这位视力障碍女生一样，她不想从事按摩行业，想继续求学，想报考普通高校的心理研究生，想参加英语四六级考试。你能说她的这种诉求是不对的?你能说她的这种愿望是过分的?只不过，依据现在的教育服务水平，她的这种愿望不好实现。不好实现是因为“没有盲文试卷”，她不能参加考试。
这暴露出的问题其实是目前的教育还处于“粗放型”的，没有实现“精准化”，没有实现“精细化”。没有对接不同群体诉求的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没有思考如何开展“精细教育”。一张“盲文试卷”并不难出，只要聘请盲文教师就能实现。差的其实是一颗心。
一则《单亲妈妈将脑瘫儿送进哈佛》的新闻点燃了舆论的焦点。这个脑瘫儿能够进入哈佛不能不说是妈妈的付出。如果没有妈妈的付出我们眼下的大学能不能实现对一位脑瘫儿的“精准教育”?无论是“要一张盲文试卷”还是“脑瘫儿上哈佛”呼唤的都是现代化教育要实现不同群体的“精准教育”。 对“盲文试卷诉求”不能装作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