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一篇关于湖北恩施州校服系统性腐败案件的报道，曾引发各方关注。半年过后，当地纪委终于发布了“最新调查”结果：经查，恩施州教育系统166个单位，包括校长、后勤部门负责人、班主任等在内的3009人存在收取回扣问题，回扣金额达223.01万元，涉及问题校服28.72万套。
如果再回到年初的那篇报道，不免让人触目惊心，在一个典型的贫困地区，一件校服居然成为了“唐僧肉”，上有红头文件“开道”，中有企业大肆谋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揩油”。仅仅是其中的揩油者，便揪出了3000人之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此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根据媒体的调查，“这腐败利益链条在当地存在十数年”。
在校服上动心思，其实这并非首例，不过，在这一地鸡毛前，再去谈涉事者的师德与良知似乎都成了奢谈。当揩油成了师者们的“集体无意识”，由此去条分缕析，或许更该追溯的，是闪没其中的权力魑魅。
稍为仔细打量，此事尤其让人惊诧之处、且值得追问的恐怕有二：一是“开道”的红头文件从何而来?红头文件的“制造地”并非个人，而是由各级机关下发，换句话说，这是来自集体的决策。根据红头文件产生的法定程序，它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操作规程，以规避不合理、不合法之处。那么，这样一份意在权力寻租、明显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红头文件”，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
二是这样的腐败利益链条何以在当地存在十数年?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腐败，在一个地方存在十数年，这至少说明在当地应该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当地主政官员难道真的一无所知吗?此前的监管去哪了呢?在这十数年里，当地对此的举报应不为少数，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是如何被沉没的呢?
有多少莫名惊诧，就有多少权力生态的荒诞。从目前来看，虽然有一系列的官员因此被问责，但是，发生这样集体塌方式腐败，对当地中小学基础教育却已造成堪称致命的伤害。恩施教育界需要一个洗心革面的过程，而比这更为紧要的，恐怕是需要当地建立强有力的制度藩篱，让权力不再发生这般让人莫名惊诧的胡作非为。本报评论员高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