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原本要求，各地要在6月底前完成谈判药品与当地医保支付政策的衔接，集中挂网采购。然而截至21日，只有14省份将谈判药品纳入医保合规费用范围，药品降价迟迟未能落地。于是出现河南南阳的病人坐火车赶到安徽合肥买药的尴尬事情。因为一瓶治疗乙肝的吉非替尼，在河南要卖1470元，而降价后的合肥只须490元。之前甚至有湖北的患者坐飞机去最早开始降价的云南买药，认为即使算上飞机票也还是便宜的。(7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是在“药价高、看病贵、医患争端频发”背景下出台的新政，这一政策关涉民生，对患者来说，当是极大利好。然而从目前进展来看，只有14省份响应，与卫计委想象中的一纸令下一呼百应的初衷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而且在这14个省份里，有不少只参与谈判，并未落实降价，患者仍然要“望药兴叹”。
既是利益交换，又有多方共赢，为什么这般好事迟迟难以落实到位?没有病痛在身估计是体会不到患者盼药之苦的。在久盼不至的情况下，患者只得跨省买药。虽然明知这事做的有点蠢，但在算经济帐之后，这已是最优选择了。
一些省份之所以动作迟缓，说其不想为民办事，可能冤枉了他们，其中，有关部门协调不畅、决策掣肘，加之落实新政缺乏驱动力，才是根本原因。据报道，目前农村的新农合医保多由卫计系统主管，而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保则由人社系统主管，要将某一类药品列入谈判目录和准入序列，如果靠一个部门单边行动，自说自话，另一部门只有被动会签文件的份，带来的效率低下和执行困难也就在所难免。此外，药品降价了，对患者来说是件好事，但对靠开单拿提成的医生来说，就未必真心欢迎，他们的态度也决定着谈判药品落地的进程，少了利益驱动，执行起来就不会热情。
无论哪种情形，患者深受其害。患病本来就是件痛苦的事情，现在再逼他们跨省买药，无端增加了购药成本，有的一次性想购买一两年的用药量，即使医院愿意卖出，也容易降低药性，影响治疗效果。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国家参与药品价格谈判，维护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把谈判权放到各省，是想给各地一些自主权。但从目前来看，效果并不理想，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这一制度，打通政策“肠梗阻”，加快药品谈判进程，扩大谈判药品入市范围。由于此事关涉民生惠及百姓，建议应由国家作顶层设计，由卫计委和人社部共同牵头，两部门只有摒弃部门之争，同时参与，同步实施，才能把为民谋利的好事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