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2014年的“新消法”实施一年后，2015年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3倍。但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之外，“恶意打假”乱象也频现。据了解，数年内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已形成一个江湖，他们专门拿假货掉包商家的真货，隔天再从商家找出假货，然后以合法打假的名义进行敲诈。(7月26日 新京报)
“恶意打假”事件的出现，又将职业打假人这一充满争议的职业置于公众的眼前。目前，职业打假人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接受，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在食品药品领域支持“知假买假”。而且法律的承认也是有现实依据的，现阶段商品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相关法律还不健全，执法也有待加强。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这些漏洞，是特殊阶段采取的较为有效的特殊方法，这样看来，法律对职业打假人的承认有现实合理性。
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承认并不意味着放纵，因为现实需要职业打假人守住道德底线，所以，我们既要利用好职业打假人，也要能控制好这一群体。在依靠职业打假人打击售假者嚣张气焰，协助工商部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要对职业打假人本身进行相应的规范和监管，尤其是面对“恶意打假”的行为，更要进行抵制严打，这样是给法律的承认加了保险，也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其积极的现实作用，打压其恶劣消极的作用。当然，要想这保险更牢固，更可靠，需要法律具体规定的健全完善，也需要商家、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多方参与。
首先，法律上，在承认职业打假人的同时，也应完善规范职业打假人行为的条文规定，对“恶意打假”行为做出明确的裁量，进而弥补相关法律上的空白，让打击 “恶意打假”行为在有法可依方面更确切，更有底气。这样一来，详实而具体的法律规定就会成为打击 “恶意打假”行为的坚实基础，也能扯掉其披上的“职业打假”的外衣，使其裸露在白日之下。
进一步来看，商家方面，在完备监控系统，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有职业打假人那样的维权意识，敢于发声，敢于报案，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理利益。商家要想明白自身的容忍只能助长“恶意打假”的风气，到头来，受伤害的还是自身的利益，只有从“不究”转变为“必究”，才是保护自身的“最优解”，而且还合乎法理，维护了正义，于情于理，这都是应有的解决之道。
而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恶意打假”事件面前，要有明确的纪律要求严肃的处理。监管部门要明确和规范“恶意打假”方面的监管细节，根据“恶意打假”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完善监管体系，执法部门要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力度，在发现后，更要及时调查，严格处理，司法部门也不能仅仅是驳回，更要将其移动公安立案侦查，杜绝违法不究的情况发生。当然，要求这两个部门规范行为、严格执法不能仅仅靠期待和严格要求，还要有相应的监管渠道，对其不力的行为要有问责机制，这样也能较好发挥其自身监管“恶意打假”行为的作用。这种连环的牵制才能保证效率，才能达到较好效果。
其实，要想进一步挤压“恶意打假”的生存空间，不仅在要对“恶意打假”的行为进行抵制严打，还要求各方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如果法律能对售假行为更完善规范，健全相关法规;商家能够严格管控自身，不再兜售假冒伪劣商品;监管部门有对商品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执法部门的打假行动更系统化，完善规范，执行更彻底。那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价值就会随着各方面的完善和进步而缩小。随着职业打假人的作用削弱，并且在各方抵制严打“恶意打假”行为的配合下，“恶意打假”行为才能得到更好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