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安晚报11日报道，在全国“两会”开始前，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写信给新安晚报，认为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3月13日新安晚报)
正如钱念孙所说，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事实上，在全面建成小康任务加速推进中，“三农问题”更显棘手。如何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刚要(草案)》中都把“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并且提出一个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良方，即“新乡贤文化”。
所谓“新乡贤文化”，虽有着新时代的气息，但却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传统的乡贤即仕绅，主要指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有较高威望的人，大多是告老还乡的文武官员，或有定功名而未出仕的乡村贤达组成。虽然，在古代，乡贤多有叶落归根、告老还乡的情怀，但客观上实现了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解决当下农村“空心话”积弊，对缓解大城市过于拥挤、不堪重负等“城市病”，具有现实意义。
然而从现实看，“告老还乡”与“乡贤文化”之间似乎还有着不小的鸿沟。首先，“告老还乡”并没有成为大的趋势，只是极小数的现象。这是由几十年来国家政策制度使然，绝大部分离退休干部及知识分子告老而不还乡，皆因城市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舒适程度远高于农村，一旦告老还乡，就意味着放弃安逸，选择吃苦，这是理想与意志的考验。其次，乡贤文化于今天的土壤仍不深厚，“告老还乡”以助乡民的价值追求并没有真正形成，许多离退休人员、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告老还乡”、挥洒余热作为理想追求和社会责任。即使要出台政策，也不当是强制性的，或进行道德绑架。
再者，即使是在完善的鼓励性政策的激励下，“告老还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这并不就是“乡贤文化”本身，“告老还乡”之后，只有融入乡村，切实的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这能释放出乡贤文化的正能量。这一方面需要为离退返乡者衔接好养老、医疗、住房及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确保返乡后整体待遇不下降。另一方面需健全离退返乡者参与乡村建设的机制制度，最大化的利用“乡贤”的知识、技能和社会资源，最大化的促进乡村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