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杭州等城市开始推行严格垃圾分类管理措施，近日有媒体报道，垃圾分类在执行中遭遇尴尬。查阅时间表会发现，早在15年前我国即试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早不是新鲜事物，我们确实有尴尬的理由。
垃圾分类，除去环境保护方面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高低的标准，或许这才是大多数人在面对15年“马拉松”般的试行之后心有不甘的原因。垃圾分类推行不力，有许多原因，其中，认为惩罚措施未落实、惩罚力度不够的意见在逐渐抬头。如果严罚能保证垃圾分类这一惠及千秋的事业顺利推行，自然极好，但结合15年的试行经验，结合国外较为成功的实例，这种“一罚了之”的思路便显得相当可疑。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要考虑扔垃圾的普通居民，还要兼顾回收垃圾的回收者。“一罚了之”的做法，将重心过分倾斜到前者身上。试行规划中，政府在社区垃圾箱及专用塑料袋等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可惜，单纯增加硬件设施，并不能改变居民日常处理垃圾的习惯。部分地区将核查和罚款的权力交托给居委会，同样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居民还是单纯的垃圾生产者，他们不能理解回收垃圾是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一项服务，管理人员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区，面对普遍存在的怠惰和应付，抱着“何必为难彼此”的心态，变相地将罚款转变为物业管理费用的一部分是很正常的。罚款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相应地，精简社区的垃圾箱数量，建立集中的定点回收中心，实行定时上门回收等制度，让垃圾回收成为政府提供的一项具体服务，而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那么，接下来再提出具体的要求就合适多了。
垃圾分类的片区化试点，照顾了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和发展水平，不过，随着试点区域的扩大，问题也随之出现，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垃圾分类标准。标准不统一有现实的经济根源，各地区对垃圾回收再利用的能力存在差异。垃圾分类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变废为宝”能力的直接反应。以矿泉水瓶为例，水瓶的瓶盖、瓶身和包装纸分别由不同种类的塑料制成，在一个不能区别性地再处理这些材料的城市，只能以笼统的单一方式回收，其所指定的分类指标必然相应简单、粗糙。各类规划习惯单方面强调政府投入，极少意识到能从垃圾回收中回收多少价值，在这些行政规划中，垃圾分类过分孤立于城市产业链，成为单向的财政负担。许多城市在试点一段时间之后即不了了之，正是因为它们的生产力还配不上过分精细的垃圾分类标准。所以，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虽在初期有益于推广和宣传，代价也很明显：政府不能充分依靠企业力量减轻自身负担。
垃圾分类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还是一件“细活”，必须舍得花“慢工”，耐得下性子。15年确实不算短，但对于一项社会化的项目，冠之以“马拉松”之名还是显得过分焦急。日本的垃圾分类，其精细和系统都举世公认，但这也是花了整整30年才取得的成果。日本政府在推广垃圾分类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保证政策应对问题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调节能力，日本在垃圾分类上取得的成绩，是公民与政策相互适应、反复磨合的结果。政策的推行应该容许挫折甚至失败，而不应在已经发现问题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一意孤行。
“一罚了之”的方法虽算不得坏主意，却也称不上是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