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马官员说几句公道话

2010-12-24 15:19:16 [来源:华声在线] [作者:刘春龙] [责编: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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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春龙

  近期,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的落马,再次引发大陆官场的大地震。

  在官员落马的大道上,许宗衡并非孤身一人。他拥有大批“志同道合”的官场“好友”,仅拿刚过去的2008年下半年为例:2008年6月8日,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 ;8月13日,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被“双规”; 9月26日,商务部外资局副司长邓湛被刑拘;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被中纪委带走调查;10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志刚被“双规”; 10月24日,商务部条法司行政法律处处长杜宝忠被捕;10月27日,工商总局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局副局长刘伟被刑拘……

  这是一个时间段上整个面上的例子,当然,一个时间段上一个点上的例子可能更加触目惊心,比如2000年左右,因远华大案被拉下水的几十位厦门当地官员。

  当一个个问题官员被“双规”时、当他们受到应有的刑罚时,我们除了痛恨他们的可恶行径,因这些害群之马被绳之以法而痛快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感叹?

  民间的一些“愤青”甚至开玩笑称:“如果把所有的官员都按有罪给以处罚,那肯定有被冤枉的;但如果只处罚一半,那肯定有漏网之鱼。”一种体制框架下,有如此多的“体制中人”都遵守不了体制本身规定的那个金光四射的章程口号,前门挂着拾金不昧,后门却贴着见啥拿啥,镜头前公正清廉不离口,幕后却广揽黑色收入,人前人后各一套的功力,比起唐代李林甫的口蜜腹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到底是谁的问题?

  不难想象,这些纷纷落马的贪官污吏,曾经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多数都是学校的好学生、工厂的好工人,怎么进入政坛之后,就慢慢蜕化变质直至犯罪?

  记得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晏子使楚》。文中曰: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yì)王。王曰:“缚者曷(hé)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

  与晏子使楚故事相对,公园18世纪时,大英帝国为了开发澳洲,由政府雇佣船主将大批犯人从英国运到澳洲。开始时英国政府按照登船人数付钱,结果船主拼命往船里塞人,最终造成生存环境恶化,犯人在途中大量死亡,重现了黑奴惨痛的命运。后来英国政府想到一招,按到达澳洲时下船的人数付钱,并依据犯人的健康状况给予奖金。结果立竿见影,船主竭力改善船上的生活环境,把犯人照顾得比自己还好。

  这一前一后,英国政府付的钱差别在毫厘之间,仅仅是支付制度上的小小调整,效果却云泥之别。正如哈耶克所说,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学过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宦官干政寄生在中国封建王权身上的顽疾,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然不巧事与太祖愿违,明朝的宦官专权反而登峰造极。

  宦官处心积虑想要控制皇帝,根本原因就是皇帝的高度集权,控制了皇帝,就控制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同样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人争先恐后挤破头想给领导送礼?无非就了看重了领导手中几乎没有制衡的权力资源。江苏省睢宁水利局原局长张新昌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时说: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我不收就对不起他们”。这是被大家耻笑的具有代表性的落马官员辩词,从相对论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句带有悲剧色彩的大实话。

  如果我们官员的权力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制衡机制,他们的言行很可能就会永远像新闻报道的那样“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官员自身来讲,这种限制官员过分特权的制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一种健康的保护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在当前改革不充分的官僚体制下的官员们,也是制度下的受害者。